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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姨的话很少,她几乎是我见过的说话最少的女人,没有之一,一直到我二十好几了,我都还有点憷她,不为别的,就是不知道该怎样和她交流,虽然我经常去她家,但和她在一起,我还是有点压抑。我姨家很小,一个巴掌大的小院和两套小房,北边的住人,南面的放些杂物,我姨家的院子里,常年堆着长短各异的木头,大大小小的煤块,塑料管铅丝棉纱等等,这些都是她在上下班的路上捡来的。我们的小城是个煤矿城市,运煤的和拉木材的火车成天的飞驰在城市的东南面,火车上常有木材煤块滚落下来,走在火车道旁的我们几乎每天都有收获,我们出来进去总是随身带着的兜子里,回家时必定是满当当沉甸甸的,假使说谁家从来没在道边捡到过这些杂物,那他家一定是不缺钱,或者他不是我们小城的人。

    “姨,你堆的这些东西咋还不卖啊?”小时候每每我来到我姨家,总是要这么问她。

    “不急。”我姨笑一下说。其实我知道,她在等着寻个好价钱,在等待那些“不太算计的”寻街串巷的买卖人,他们的挑担里有我们需要的针线包,牙膏,铅笔和橡皮,也等着那些卖米卖豆腐的,等着那些人心情好时,我们或许能多换一颗糖,又或者多得到一把瓜子,我姨每次都会让我们有意外的惊喜,所以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塑料管铅丝之类的东西,可是我们小时候手里的宝,用它们,换来了我们儿时无限的满足和向往。

    “姨,你咋又捡了这么多啊,院子里都快装不下了。”长大后我依然这样问我姨,我姨家的木材多了,砖头也多了,几乎堆了半个院子,小院儿变的更小了,仿佛我们一转身,就要碰到墙壁一样。

    “留着给明明打家具用。”我姨还是笑一下。

    “你想的可真远啊。”我说,我的表弟明明那时候不过十五六岁。

    “快。”

    “哦。”我点着头,看着墙角那些粗粗细细摆放整齐的木头说,我不知道我姨是怎样把它们拉回来的,每每我问她,她总是说:

    “给他们五分或八分钱,租用下他们的架子车,我自己拉回来的。”我姨嘴里的他们,是指卖菜的,卖煤的,或许还有卖甜杆的。小时候我并不觉得那是件难事,在我眼里,我姨无所不能,扛木头,背煤坯,锤房顶,盘炕,万事不求人,虽然她家里没有男人,我姨却把日子过的一点都不比别人差,甚至还好于旁人,长大后我却常想,我姨得使了多大的力气,才能把那些沉重的东西弄回家。我姨家住在我们小城的最高点,我们的小城是个山区,长长陡陡的坡道我们走起来都费劲,可我姨却拉着架子车不知上来下去的要多少回,我想象不出来我姨是怎样的吃力的爬着高坡又溜下低谷,我也不知道汗水是不是每次都湿透了她的衣衫,我更不知道,假使她上坡拉不动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在车后帮她推上一把,那样她的心里该有多温暖...

    我姨长的挺高,有一米七,说不上有多漂亮,但很奈看,她非常的能干,她是我见过的最任劳任怨且从不抱怨的女人,和我姥姥我姨姥姥一模一样——我常听上一辈的人这样评价我姥姥和我姨姥姥,在我心里,她们仨从品德到性格都是那么优秀。

    说也奇怪,我姨家特别爱招小偷,小时候,隔三差五我们就会听见我姨念叨:

    “刚开的支,又丢了。”

    “才买的话匣子,也找不见了。”

    “唉!”我姥姥和我大舅听了后,总是深深的叹一口气,无比心疼又无可奈何的看着我姨说:“丢就丢吧,去财免灾。”

    “嗯。”我姨点点头。

    “你这回把钱藏哪了?”

    “碗橱后头。”

    “这都能让人翻去,准是熟人。”

    “嗯。”

    “肯定是熟人,要不然咋知道我姨啥时候开支,又把钱藏到哪里了呢?”我和我大舅家的几个姐姐们也常疑惑着。多奇怪,不管我姨把钱藏到缝纫机里,镜框里,还是被窝垛底下的缝隙里,甚至是炕桌下面的夹层里,都躲不过被偷的厄运,我姨家还经常会少块布料,缺盒点心什么的,就连院子里的木头,煤,也常常丢上一些,以至于我在我姨家过夜时常充满了恐惧。

    “姨,昨天晚上你听见房上有动静了吗?”放暑假的时候,我和我姥姥总会在我姨家住上几天,那天早上一起来,我就迫不及待的问我姨。昨夜,我真真楚楚的听见房上有杂乱的脚步声,还有沉重的挪蹭声,好一阵才消失,我听见我姥姥低声说:

    “别吱声,快睡吧,是猫。”但我肯定那不是猫,我蒙着头闭着眼听了很久很久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没有。”我姨说。

    “阳阳,你听见了吗?”我又问阳阳,阳阳看了我姨一眼,没吱声。

    “明明,你呢?”

    “听见了,我晃常就能听见。”

    “姨,我们都听见了,你咋没听见?”

    “我睡得沉。”我姨又对我们笑一下说。

    “我也没听见,就你的耳朵尖。”我姥姥说。

    “不可能,你还说让我们别出声呢?”我反驳我姥姥。

    “是吗?我咋不记得了,我说过吗,我怕是说梦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