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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1)
“强制连行”生活杂忆
在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欢庆和反思声中，从东瀛三岛也传来点嗡嗡叫的不协音：日本军阀发动的那场战争是对亚洲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使人怀疑这几位先生是没受过扫盲教育还是心理反常。在日文的汉字中，也是把侵入他人国土、奸yín烧杀、掳他人作奴隶等行为叫做“惨无人道”，发动这种战争叫做“侵略行为’’的。
这几位先生应当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也该记得在中国进行的那场“狩兔之战”，也就是遵照东条英机内阁决议，在农村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抓掳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或以招工名言骗押中国人民，强行装进货船，运往日本，从事奴隶劳动。
我是1944年被招工者押往青岛，并与“矾土面岩”一块装进货舱运往日本的。那个船很小，只有3000吨。前后两个货舱，盖严了舱盖，留下个只能通过一个人出入的孔道，从这里竟装进去近300名华工。人挤在矿石堆上，不仅不能躺卧，就是坐着也伸不开腿。从青岛到门司，要航行10来天，每人只在上船时给背上一壶淡水，不够半天饮用。一天两顿发霉的混合面窝头是用海水合面做的，无法下咽。对马海峡附近风急浪大，不少人上吐下泻。而船上的厕所，只供他们日本人使用，300多名华工只用一只悬在船体外被海浪冲激着的破木箱。华工中老人和孩子要爬过那齐胸高的船舷非常困难。人们连晕船带生病，早已衰弱不堪，爬过去抓不稳也会落水而死，有人泻肚便在裤子里，日本人说是得了“虎列拉”，活着就被扔进海里。
拥挤、颠簸、悲痛、无人能够入睡。舱内没日本人看守，挨着的人就悄悄谈话。从谈话中听到，这三百多不幸的人中五行八作、工农商学兵，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经历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一个泰安吐丝口附近的农民对我说，他是带着老婆和6岁的孩子去丈人家时，半路踫到一队日本鬼子在前边公路上行进，一家三口吓得赶紧钻进高粱地躲藏。日本鬼子眼快，发现了他们，就有三个端着枪追了过来，一边鸣枪一边喊：“出来出来，不投降死了死了有！”他们想自己是老百姓，出来说几句好话也许就放了，他抱着孩子，妻子提着包袱就钻了出来。刚一露头，过来个日本鬼子兵把孩子从他手猛地拉开，扭转他的双臂，另一个鬼子兵就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他妻子吓得跪下求饶：“太君，我们是老百姓……”一边说一边把手中包袱打开举给他们看。日本兵骂了声：“昆你牙路！”用刺刀挑起包袱往空中一扬，衣眼、鞋，还有一叠刚摊好的煎饼，全散在空中，落在地下，鬼子兵哈哈笑着推他就走了。孩子不顾一切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裤腿，鬼子兵回身一脚，用大皮靴把孩子踢出丈多远，连推带拉把他押上了公路。他听到背后哭叫声，回头看看，只见孩子呆呆地愣在路边，妻子疯子似顺他走过的路一边爬一边叫：“俺跟你们无冤无仇啊，抓走他毁了俺一家人哪！老天爷你开开眼，你开眼吧……”
我身旁蜷伏着50多岁的老人，是济南邮局的邮差，在执勤送信时碰到戒严，日本军人把他的车子和车上的信往路上一扔，就把他抓住押上卡车送到了集中营。他抽泣着对我说：“你还小，将来还有回国的机会。将来你回国给我家送个信，告诉他们我死在日本了，叫孩子记住这笔仇！唉，我给人送了一辈子信，没想到临死却无法给自己家里报个信！”
东条内阁的决议，字面上规定只要40岁以下的人作劳工，实际在“猎取”时不分老幼，见到男人就一律抓走。一个叫大木仲治的日本士兵后来回忆说，他们在山“狩猎”时，接到的命令就是：“见到中国男人，一个不留，全部抓走！”所以被“强制连行”押往日本的华工既有80岁以上老人，也有十一二岁的孩子。我当时13岁，已经不算最小的了。日本侵略者究竟抓过多少劳工，无法作精确统计。“狩兔之战”一直进行到1945年春才停止。根据极不可靠的文字资料，4年内被运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有38439人，死在日本有7000多人。这里不包括被抓后还没等到上船就折磨死的2800多名和上了船没等到达工作地点死去的人，更不包括送到中国东北去的劳工。被送到伪满的劳工，命运同样悲惨。例如，1944年被押往大兴安岭修工事的五千多华工，工事修完后，全部被日本军队枪杀，无一幸存！
那些昨天发动“狩兔之战”，今天又把它称作“解放亚洲人的战争”的先生们，对他们曾经怎样对待抓到的华工，是心里有数的。
前边说的那个老邮差，上船前被关在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出发前有个难友知道要被送往日本，冒险逃跑，被日本人抓回来后，衣服脱光，绑在操场一棵树上。命令全体华工集合，叫大家看着他们怎样用刺刀把这人刺得体无完肤，然后喊狼狗把他撕碎！
在船上的情形我已经简略谈到了，下了船以后怎样呢？
船没进门司港，就先上来两名警察，不由分说就把一个在船上曾经偷过日本人生菜吃，并不肯听日本人命令在甲板上下跪的人戴上手铐抓走了。与此同时押解我们的日本人把他们带来的几坛汾酒，两袋面粉给警察送到了汽艇上，然后船才开进门司港，一直开到门司、下关之间一个孤岛上，全身扒光，像屠宰场赶畜类一样被赶进消毒室消毒，同时把华工的衣物全部收去检查。
华工们消毒出来，赤身裸体蹲在草地上，就来了各产业部门的接受人员，押运的日本人陪着他们走到华工面前，叫大家立正站好，拿着名册点名，被点到的人走出队来，凑够一组时，领取消过毒的衣服穿上，由各产业接受人员再押着登上小木船，分头运往不同劳动地点。
到了劳动地点华工们又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抄一下“昭和十九年(1944年)”釜石警察署所作的规定，人们就会从中想像个大概。
设置：
1．必须在“华人劳动者”宿舍墙外七尺处设铁丝刺网，刺网出人口用绕了铁丝刺网的木栅栏挡；
2．院墙出人口也必须用加了铁丝刺网的木栅门；
3.也可以木板墙与铁丝刺网两道并用；
4．每个华工的衣服上必须用墨写上番号；
5．在作业场所必须建立可以监视的哨所；
管理：
1．看守人必须经常巡回宿舍内外；
2．到劳动场所时必须由监守人员押送，劳动期间监守人员也要不断巡视；
最后还有“其他”，如：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持有现金；
华人劳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穿写明番号的衣服；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带有火柴、**等危险物品；
严禁华人劳动者与外部华人、朝鲜人、一般日本人(不论男女)接触；
严禁华人劳动者单独外出，不准其在宿舍外单独活动；
必须将华人劳动者的照片、名册分送给邻近各县警察署，共同监视；
规定很长，我想只要看看上边这一点也就够了，试想一下在这样的严密监管下，华工过的还算人的生活吗？
这还只是“生活管理”的部分，进了厂矿、作业部门还有一套劳动管理条例。工作时间是每班12小时，早上5点钟就要进厂，先集合在操场上和日本人一起作“东方遥拜”，背“社训”，听宣读“天皇诏书”，作早操。6点钟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下午6时，中饭都只能在工作间隙吃。每逢月末，都要干几个“彻夜”，就是今天早6时上班，明天早6时下班，连续劳动24小时。休息12小时后，晚上6时再上班，一直要干到后天晚上再下班。干什么活呢？当时日本厂矿已经有40％的体力劳动都由“女子勤劳报国队”、“学生勤劳奉仕队”和各种女工担任，连推“轱辘马”的都是穿着破衣烂衫的年轻女性。给华工干的当然是最繁重、最危险和有害的工作。我年小体弱，承担不起搬运之类的重活，就干危险和有害的活。如在料池中清理“重曹”，碱性极强，不发手套，给的那双胶靴连底都掉了的。一天下来手脚全部烧破出血，第二天裹上点水泥纸袋上撕下的烂纸照常劳动。在碳酸镁间干活时，叫我守着皮带运输机整理湿料，我个子小够不着机器，只能脚下垫个破木箱，冬天也要裸着双臂，就这样碳麻粉尘也无孔不入沾满身体，夜里浑身痛痒难以入睡。最可怕的是到“苛性曹达”车间，“苛性曹达”就是火硷，连在这样的地方干活，日本人都不发合格的劳保用品，干几天活就弄得体无完肤。
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每顿饭只给一小碗饭两块咸菜一碗菜汤，绝看不见点油星。饭也不全是用粮食做的。起先饭中掺1/3白薯，随后掺一半萝卜，再往后掺大部萝卜叶。华工饿得受不了，逼得在劳动空暇到海边捡海草，从船上扔下的桔子皮，拔野菜充饥。日本监管人认为这违犯了“擅离职守”和“单独行动”两条纪律，发现后就狠狠惩罚。我有次到海边捡了点海草吃，被工头发现后打了一顿后又报告给华工管理人员，下班后全组人都为我挨了几个耳光外，还罚掉我的晚饭，并且命令我：“饭不许吃，可是晚饭祷词要跟大家一块念！”日本人规定华工吃饭前要面对饭碗背一遍祈祷词，闭上眼默祷三分钟才可以动筷！
被法西斯思想毒化了的少数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待，视华工生命如草芥，常常为一点芝麻小事，甚至毫无理由的残害华工。秋田县鹿岛组一个老华工，也就像我一样饿得受不住，从地上拔了根草吃，日本人就毒打他、摔他、用烧红的烙铁烫他，华工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由此就引起了那场吓人听闻的“花岗惨案”！
日本法西斯分子对华工的思想统治更为残暴。常常在劳动一天之后，睡觉正熟时警铃大作，日本监督拿大棒把华工打起来，叫大家都赤身站在自己铺位前，冲进一批警察来进行突击式搜查。发现有人偷着写了家信，或是有反抗嫌疑字纸，马上扣上手铐逮捕。
在劳动场地，日本军方派来监管华工的“勤劳部”人员，也进行突然性袭击。有天我正干活干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一个勤劳部(军方派驻厂中管理华工的部门)却把我叫下机器，冷不防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谁是好人？”幸亏我当过八路军交通员，马上意识到这是两个政权的代名词，就装傻充愣反问他：“这两人是哪个车间的？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他打了我个嘴巴，骂了声“混蛋”转身而去。答得稍有差错，就得送进警察署“惩戒”了。
还有一次我带病劳动，被监工认为是有意怠工，狠打一顿后，心中痛苦万分，无意间在破水泥纸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巧被勤劳部的人发现，他们就追问我：“你写这两字是什么意思？是对这里不满意吗？”我只好说：“我在生病，我要叫自己忍耐住病痛……”那小于斜了我一眼说：“你的病大概是偷着到海边挖蛤蜊吃，撑出来的吧！”事情过后，难友们都替我松了一口气，一个平时不说话的人批评我说：“以后不要胡写，有什么话只在肚子里说。你唱一百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们也听不见。哑巴吃黄连。苦在肚子里算了！”
在强制劳动的同时，日本还加强奴化教育。他们规定华工对日本只能称作“内地”，不能说“什么时候到了日本”，要说“什么时候回到内地”。在仅仅上过一星期日语课后就下令，即使只有两个华工在一起时也不准说中国话，必须用日本话交谈。早晨进厂后要作“东方遥拜”，干活前要背“社训”，饭前饭后要念祷词……
四
敌人的压迫和残害，更增强了华工怀念祖国，向往抗日的热情。恐怖手段并没有能压熄华工的反抗怒火。凭直觉我知道有几个人是有来路的(回国后知道了他们身份，证明我的估计不错)，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也不动声色地做了许多：仁作。有人用仅有的换洗衣服跟工人换来白糖，而不久有的电机就烧毁了，同时华工中就悄悄传播白糖掺进润滑油中浇人电机内可以造成烧机事故的“秘诀”。诸如此类的事不断发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办法追查许久，到我们回国也没查出个究竟。坦白地说，一群在国内时政治信仰并不一致的人，来到敌国都站稳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立场，团结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国土上第一次读到的《大众哲学》和《革命人生观》这两本书。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样严密检查，反复搜索下这些书是怎么弄到日本，并在华工中传阅而又始终没被发现的！只这一件事就坚定了我们一个信念：“中国不会亡！”
当然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时，我也不会忘记善良、友好、爱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张海迪同志访问日本时，那位义务替她推轮椅；中国山东儿童艺术团访问日本时，义务照顾孩子们生活，领他们旅游的老人中元幸广，当年就是我们的舍监之一，是惟一不打华工的舍监。多少年来他献身于中日友好，退休后每年自费来中国学习中文，以便有中国朋友访日地他能更好的服务。那年，他从报纸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里迢迢从山口县赶到东京，跟会务人员说：“我是来向邓先生赔罪的，他在这里受苦时我没能尽力保护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们能叫我见他一面。”在我开会期间，他竟然在我住的饭店对面小旅馆中租了一间房，只为了每天在我休息时跟我见上一面。我问他为什么对中日友好这么热心？他说：“中国人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两国人民不是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战争，是残暴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两国人民应像兄弟那样相处……”当年与我一同在那工厂劳动过的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作了祖母的朋友，听说电视上出现了我的形象，马上要求电视台专为她放一遍认一下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电视台应邀放过后，她就打听我的行踪，一直把电话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头一句话就说：“真对不起，当年没法保护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战争后期完全死在广岛的不幸中了。(我劳动的地方距广岛只有18海里！)
那些把杀人放火、侵略别国领土、掳人为奴的战争至今仍谎称是“解放亚洲人”之战的先生们，他们只讲日本是遭到过***轰炸的惟一国家，却从不讲为什么***会落在日本，更不讲是谁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不使历史悲剧重演而携手奋斗！
重返德山
去广岛有前一天，秋冈先生轻声问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还在北京未出发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关切地问过公木同志：“听说邓友梅先生小时候在日本劳动过，是真的吗？”
多年来我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很遭遇些艰难困苦，但有两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我一直不愿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横行年代天昏地暗的岁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当年，像猪羊一样，被赶进堆满矿石的船舱。一千多吨的小船像落在滚水锅里的一只饺子，反转颠簸七天七夜，终于靠在下关码头上。那时我刚满13岁。船上二百来名中国工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处，用各种手段“集中”来的。在下关检疫所脱光身子消毒后，我们一批四十人，就换乘机动木船，沿濑户内海被押往山口县。
半夜，船在一个工厂的破烂码头边靠岸了。穿过满是管道的曹达工厂，走过黑沉沉、空荡荡、一付破败景象的市街，走进一处铁丝网圈着的华工宿舍，还没进去就听见沉重的殴打声和压抑着的**声。鱼贯进门后，只见沿墙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个赤膊的中国工人，两手举着凳子，一个穿着马裤马靴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揪住一个中国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惩罚偷懒的人！”押送我们的人说，“在这里要守纪律，不然就受惩罚。你们就站在这儿看看吧！”
由此开始了名为“养成工”，实际是“征用工”的生活。每当回忆起来，就像个铁蒺藜一样刺得心头出血。所以，数十年来除去在入党时我讲过一次外，就是对母亲和爱人也没说过那些细节。在女皇**肆虐的时代，他们在千人大会上宣布我“从十三岁就当卖国贼”，“双手沾满了鲜血”时，我倒是力争要讲讲这些细节，但一张嘴就被一位虽没穿马靴马裤、却有同样狰狞面目的汉子一拳打得张不开嘴了。
不愿重去揭那已结痂皮的伤口，所以，这次到日本我一直没有提出去德山的愿望。主人是太殷勤，对诚心诚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谈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们还是携起手来共建中日友好的未来吧！但是，随着在日本停留时间的延长，我想看看德山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
在德山做工时，我在碳酸镁车间。那时，日本青壮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们并肩劳动的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勤劳奉仕”的学生。日本军阀从日本人民身上吸干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几岁的姑娘劳动时穿的是露肉的烂布片。正常劳动一天12小时，到月底要干几个彻夜。“勤劳部”的监督员，骑辆车在各个车间转，到处搜寻“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们宣布每一个日本公民都是“战胜者”，都有权管理、督导“中国征用工”。可是共同命运抹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歇气，一看到勤劳部的人赶紧互相关照；我们在一个防空洞里躲避轰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让给对方；我们在一块河滩上捞取海草，烘干后一起分食这些珍宝。有一次，我病了，几个大婶把我藏在车间角落里休息，慷慨地把我份内的劳动空额分担下来。没想到她们刚把车推走，勤劳部的人就过来了，把我从高烧的昏迷状态中踢醒，吼叫着：“谁叫你偷懒？你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大婶们一听到这声音，撂下车全围过来，争着说：“他在发烧，我们叫他休息的。”勤劳部的人又叫：“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负责吗？”她们说：“我们替他把劳动额分担了，怎么不能负责？”那个人还要纠缠，一位老大娘悄悄转到炉旁按了下电铃开关，出炉的铃声震耳欲聋地响了，人们喊着“出炉了！”拉起我向炉门拥去。勤劳部的人只好骂骂咧咧地溜出车间。他一出门，人们哄笑着又拉我回转炉后去休息。原来并没到出炉时间，电铃是拉来撵他的。大家说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却把我搂在怀里哭起来。她说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现在也在外国，她惦记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妈妈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厂里有一些年轻的女工，住在叫做“爱国寮”的集体宿舍中。有时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监又派我去给住院的伤病号送饭，送饭时要到“爱国寮”捎带上女工们的饭盒。她们当中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小孩子容易熟悉，她们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个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个车间劳动。她在实验室上班，每天在车间门口走过，总要客客气气鞠躬说：“邓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车间来取样时，总找机会向我打听一点关于中国的情形。听我讲起家乡的情形，她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说：“是吗？这样子吗？跟宣传的可不一样呢！”
有一次为一件事我和监督人争了几句，那个人就打我，一边打一边问：“你还敢顶撞？”我说我听不懂他的日本话，他伸手就把我刚打开还没吃的饭盒夺过去扔到水沟里。正这时百合子取样儿来了。一看见她，我就感到耻辱像火一样烧得我全身颤抖，我不顾一切朝那个人叫骂起来。那个人抓住我，发疯似的殴打。百合子赶过来拉住那人说：“厂长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开后，轻轻对我说了声：“真对不起。”然后低着头，满脸通红噙着泪走开了。我无心再顾那个饭盒，一个人躲到角落去饮泣。过了一阵，一个女工拿着饭盒找到我，说是百合子拣回来，托她送来的。打开盒盖，见里边放着下个用紫莱包着的饭团。
在那军国主义统治全日本、中国人到处受敌视和蔑视的环境里，一声“邓友梅先生”，一个紫菜包的饭团，代表着多么祟高的正义感和真诚的友情啊！正是这种人民之间的同情友爱战胜了法西斯制造的残暴与偏见，历史才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吧！
战争的局势终于倒转，工厂停产了，工人被赶去拆毁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难的大婶大娘哭哭啼啼，被赶进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军阀高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声中，我回到了祖国。几个月后我在新四军听到***在广岛爆炸的消患。广岛距德山不远，那些共患难的大娘大婶，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轻伙伴都安全吗？我希望***只射向日本军阀，不要伤害那些和我一样吃苦的穷人。这当然是孩子的想法。
时间过去35年多了，我又来到了日本。我怎么会不想探望一下德山这块土地，再见见共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朋友呢！这种向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觉了，他们热心地为我做安排。
秋冈先生像个老大哥，他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
八号那天，雨后初晴，一早晨，中国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馆来接我，一起乘坐新干线“光”号快速列车去德山。比起这三位先生，我倒成了“老德山”了。我拿纸画了一张德山的简单地图，标明了当年工厂、宿舍、车站、医院几个位置。我指着图简单地讲述一些当年生活情况。听到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面色都沉郁下来，山田先生极力把头扭向窗外，以掩饰眼中的泪光。我忽然想到，这次来，我是找朋友叙旧情的，那些应对侵略战争负责的人，历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为了扭转气氛，我把草图交给山田先生，问他：“你看，画得还对吗？”
山田长长吸了口气说：“我只能说你画的工厂、车站两个位置还对。旧的德山我没到过，战争后期这里已经炸成瓦砾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广岛到德山，坐新干线火车只要20多分钟。山田先生指着窗外说：“这就是你干活的工厂，德山曹达株式会社。”
我在德山时，曹达工厂是最大的工厂，除去附近还有一个水泥厂和一个较小的东洋曹达工厂外，再没有工业。现在望去，沿海一片数十里，全是银白色工业建筑物，要在它们中间分辨出德山曹达工厂来，是很困难了。
我们在中国新闻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问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画的草图交给他。他说：“请稍等一下。”便拿着这张图走出去，过了三四分钟他笑嘻嘻地回来说：“我为你复制一份40年前的德山地图，想不到您画的这张图大体方位和地图是一致呢！”大家听了都伸过头来拿两张图比较。西村说：“可惜你要看的许多地方看不见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仅房子没有了。那条街也不存在了。那时德山只是个小镇，现在已成为现代化的都市了。”我说：“看到德山这样兴旺、发达，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兴。”他说：“发达也带来新问题。这里是日本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震动世界的水俣病就在这一带。我们在为这个斗争呢！”
德山曹达工厂派人来接我们，驱车直到办公楼。这一路应当是我最熟悉的，我却找不到一丝相识的痕迹了。工厂的董事、人事部长、专务齐集楼门口欢迎我。到会客室刚坐下。董事长友清英雄先生热情地赶来，他正在召开一个会，临时把会停下赶来了。人们告诉我，当年我在这儿做工时，董事长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工程师。战后这个厂被封闭四年，原来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大部分已被清洗出去，现在的领导层是战后新起用的。董事长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说：“热情欢迎您来，在那个年代，您在这里吃苦了。”
我说：“侵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苦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我这次来是想探望一下老朋友。”
董事长说：“是的，现在咱们厂正在为日中友好努力工作。化肥车间的产品就是为中国生产的，全厂用的原料也大部分来自中国。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当年和我一起劳动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或去世了，许多人已经四散。听说我要来，人事部的朋友费尽力气找到两名和我同一车间的工人。两位老同事急忙赶来见我，男的叫贞本胜美，女的叫藤井光子，都是50岁以外的人了。贞本先生和我不熟识，可是藤井光子一见我就愣住了。望着我足有几分钟，眼睛闪着泪光说：“啊，你的模样还能认出来，好几十年了，又有见到，这是真的吗？”
我依稀记得藤井先生的面貌，但这名字却想不起来。我说：“你是住在‘爱国寮’的吧？”
“爱国寮？”她激动地说，“这个名字多久没听人讲了，现在的人都不大知道它。你走后不久。这里遭到一次轰炸，‘爱国寮’炸毁了，有五个女工被炸死……”
我问她知道田中百合子先生在什么地方？在座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个人落到了什么地方。
我心中有些怅然。
工厂全变了。他们填海建厂，把面积扩大两倍多，产量则增长了许多倍。厂房、设备、食堂等等都完全重建过，可是厂内道路走向仍保持着原来的规制。当汽车慢慢驶过一座小桥时，我说：“这地方没有变，当年我们在这捞水草充饥的！”车开过工厂的码头，那里停着巨大货轮，正装载运往中国的化肥。我对朋友们说：“这个海滩、这个码头就是我上岸的地方，我也多次在这里卸过从中国运来的原料。那时，这里是装载仇恨的停泊所，今天成了友谊的桥梁。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再不让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斋藤先生说：“您是作家，您把这一切写下来吧，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知道那个时代了，而这是不该忘记的。”
我们在车间外面逗留一会，然后把汽车开向附近最高的一个山顶。这山我来过，当年曾从山上背竹子下来盖防空洞，现在站在山顶，俯瞰德山全市，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过去1乃世纪里，我们跨过了多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当年我来日本时，我的祖国正在流血，满目疮痍。这里迎接我的是侮辱、饥饿和奴隶般的无偿劳动。经过30多年的战斗，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国际上我们有真挚的朋友，但也只是在我们强大了之后，才受到人家的尊重。在国内，我也曾不满足于我们的贫穷和落后，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曾满怀激愤之情。可今天，我站在邻国的山上，才看清几十年来我们已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这胜利对每个人的命运又有多么深刻的影响，这次来日本，我见到每一张欢迎的笑脸，听到每一句充满友情的谈话，都使我充满了对我们国家的感激和热爱。我希望我的国家变得更富强更美好，为了她的富强，我甘愿献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宴会。席间，斋藤先生再次提议要我把和德山的关系写下来。工厂原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今后要改成“邓友梅作品研究小组”。我对他们的厚意非常感谢，我认为用我的笔为日中友好尽力，是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回到广岛，我还久久不能平静。我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悦，也为自己承受了过多的友谊而激动。但是没有打听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怅！这种怅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饭时，“讲谈社”的朋友佐藤先生兴高采烈地跑来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给她打电话！”
“哪里来的？”
“光市，一个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电话号码拨了过云，一听到回答，急忙说：“我是邓友梅，哪一位找我？”
“邓友梅先生吗？”我答应以后，那边停顿一下，依稀听到压抑着的哽咽声，终于说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又问了一遍，才相信说话的正是她。她说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个朋友告诉她，在电视上看到我访问德山，她不相信，要求电视台为她重播一次。在电视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赶紧打电话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遗憾哪，没能和你见面。”
“三十多年前，听到广岛落***的消息，我很为你们担心，你家里人都好吗？”
电话里沉寂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一个低微的声音说：“全死了，只活了我一个人……”
我找不到任何话来安慰她，只能祝愿她今后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见到我。但京都、光市千里迢迢，我无法再找出独自活动的时间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现在生活美满，她的丈夫托她向我问候。
临行前，我又打电话向百合子告别，我们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共同度过那段艰苦时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视这患难友谊，让我们留下的这些人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补记
写完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后随夫姓本村)寄来的信。她是由于许多当年伙伴在电视上看见我以后，给她打电话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说，听到我在革命后成为作家的消息，心里很激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结婚后独立生活了。现在她和爱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虽然年过半百，满头华发，但35年前相处时的情形，还像是近在眼前。35年来，高兴的事很多，悲伤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讲得完的，以后一点点地谈吧。35年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友谊没有变，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又到扶桑
1997年11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岛。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对我很关照，问我对活动内容有何建议，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到少年时劳动之处再看一眼，会两个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惊动官方、会社与传媒。他们接受我的请求，一改请代表团从北京直飞东京的习惯做法，要我从福冈入境，派横川健先生在福冈迎候。然后陪同我们先在地方上活动，最后再到东京。
我寄去想要会见的朋友名单，请他们帮助联络。
战争时期日本的工厂中没几个精壮工人，除了中国和朝鲜的“苦力”，多是残疾人、女工和“勤劳奉仕”学生。战败后工厂因战争责任受到惩罚，被占领军封闭，人走鸟散。过了十年恢复生产，人员和设备全部更新。那厂里是没有熟识的人了。几经打听、查询，发现还有三个相识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广。
在华工营地，日本管理人员分“教官”和“舍监”两种。“教官”权大位高，穷凶极恶；“舍监”位卑职低，只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广是“舍监”中地位最低、年纪最小的，那年他不过十七八岁，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丝毫没有武士道的剽悍与凶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只因他哥哥是“大教官”，才给他找了个吃饭的地方，我们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两个中元从里到外没一点相像之处。大中元是公开的特务机关派驻人员，阴狠毒辣，喜欢面带笑容手执皮鞭把华工打得皮开肉绽；小中元胆小厚道，从不打人，私下里还跟华工说一两句玩笑话。多少年过去了，管理人员姓氏大都忘记，惟有两上打人最狠的和两个从不打人的姓氏牢记不忘。其中就有这两个中元。
1984年我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楼下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有位日本老人要见你，你能见他吗？”我问：“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吗？”电话中说：“中元幸广，他说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来赔罪……”正说着，话筒换了人，换成一个发颤的声音说：“我是小中元，你还记得我吗，你能原谅我吗？”
我跑下楼，看见大堂角落里站着一个又瘦又矮的老人，还保留一点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声“中元君！”他踉跄跑过来，抱着我肩膀就失声痛哭。他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从山中县赶来的，很怕我不肯见他。他说战后不久他说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并为中日友好效力，现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当年没有能设法保护我，他感到很内疚，不来当面认错，他要受良心折磨……说着拿出他的名片给我看，才知道他靠经营汽车配件为生。参加工人运动，为日中友好奔走是尽义务。
知耻近乎勇！这样的人在日本见得并不多，我当然要拿他当朋友，并为久别重逢而高兴。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馆住下来，陪我在东京闲聊了好几天。交谈中才知道，他从小没有父母，曾随人流浪到中国，在中国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救了过来。他问那人姓名，发誓要报恩。那人说：“不必记住我，但要记住中日两国历史上是朋友。中国文化滋润过日本民族，现在日本兵来中国烧杀抢掠，这是恩将仇报，禽兽不如。你要还有人心，就别跟着他们欺负中国人！”
从那以后，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感情。为此招来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围别的日本人的轻视。
从此我们经常通信。过两年他退休了，就自费到中国留学，成了北京语言学院短期班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学中文，每期三个月，每年学一期，连续学四五年，竟学会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有中国代表团去长崎，他说义务任翻译，自费当陪同。张海迪去日本访问，回到北京给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为她推轮椅的正是这位“中元叔叔”；中国“儿童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这位“中元爷爷”！做这些事他都是义务工作，伙食自理。
年逾古稀，他不再来留学了。
临动身前，中元从长崎打来电话，他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已经把我去的消息告诉他了，他决定和老伴俩人到福冈会我。还说他把这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德山的滨田，滨田又找到了一个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饭的河谷子……
他在电话中说：“喂！我要陪你去德山！”
德山市是个小地方，濒临濑户内海，距广岛18海里，地方偏僻，二战中是海军后勤和化工基地。因化工业对自然环境严重污染，战后成了“水俣病”原发区。这里的方言与东京话差别挺大。标准语太阳叫“欧西沙马”，它叫“欧福沙马”！被人笑为土包子。一般人很少到这地方来。横川健先生就半开玩笑地说：“我要谢谢你。不然哪有机会到德山！”
我要去德山，隐隐有个心愿：年近古稀了，再看它一眼，告别少年时代的血痕泪迹。
10多年前来过一次德山，忙于应酬，没机会按自己意思走走看看。
1980年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访问日本，是我离开35年后第一次重来。“**”留下的阴影尚未散尽，我谨言慎行，既没跟任何人谈过自己的经历，更没向东道主提出个人愿望。乘车从京都去岚山的路上，身边的秋岗家荣先生突然问我：“你不想到德山看一看吗？清水正夫先生说了，如果想去，我们替你安排！”
日本人的信息灵通使我大吃一惊！我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给副团长林林先生。林林欣然批准我前去。
全团游览宫岛，秋岗家荣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劳动过的工厂联系，消息透露到新闻界，从广岛上火车就有电视台摄制组随行，到德山下火车又有当地新闻社迎候。厂方隆重热烈欢迎，礼貌周到接待。领导人既为不幸的过去表示了歉意，又宣布成立“邓友梅研究小组”作为友谊象征。陪同参观，举行宴会，一片喜悦气氛。传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对侵略战争客观公正立场进行报道。可就是全部时间都用在接受采访、公开讲话、社交礼仪、题字签名等公众活动上，没得一个人自由活动、查记旧迹吟叹沧桑的机会。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对早年的情况并无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债子还的意思。他们也努力找到两位老人，但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车间，华工不许到处乱走不同车间的人也不许接触，就没找到话说。另一位是女办事员，本也不认识，但她当年住在集体宿舍爱国寮，我给住院工人送饭到那里取过便当，就找到了相通的话题。我问：“爱国寮房子现在还有吗？住在那里的女工后来都怎么样？”她一听马上嘴唇抖了起来，低声说道：“怎么，你不知道吗？房子叫美国飞机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里边。爱国寮，多少年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你该跟这里的年轻人讲讲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战争……”
这人就是滨田。从这以后她每到过年都给我寄一张贺卡。她到中国旅游还专门到北京看过我。
这次我想多有点个人自由，不惊动厂方和新闻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满足了我的愿望。
中国作家代表团于11月6日下午到了福冈。
全团5人，我是30年代出生，曾镇南、何申、格非、李锦琦分别属于四、五、六十年代。按“文学十年一代”的说法，正好“四世同堂”。福冈跟中国关系密切。历史上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有两个中转站，一个是奈良，一个就是福冈。说奈良离不开鉴真大师和唐招提寺；讲福冈少不得荣西和尚与圣福寺。荣西和尚把禅宗带到日本，在福冈建起圣福寺，“鸟羽上皇”为它写的匾额就是“扶桑最初禅窟”。禅宗弟子讲究饮茶，荣西也传播了中国茶道，他送给日本将军源实朝一本《吃茶养生记》，成了大和民族最早读到的茶道专著。从中国也传去了吃食。中国的“素面”跟“馒头”就是宋朝时留学的日本和尚带回福冈的。当时福冈还是中国的“外贸重点”，富商谢国明先生长期在此坐镇，跟带馒头回去的圣一法师交上了朋友，赞助他一座佛寺，就是保存至今的“承天寺”。福冈值得看的东西这么多，我们却只停留20小时。
一下飞机就见到从东京来接我们的横川健先生。他带来白土吾夫、佐藤纯子等老友的关切，也带来了我们在日本的日程安排。在福冈这20小时，除睡眠外要做的公事还有三件：一是当晚与当地女作家高树共进晚餐。高树是交流协会会员，代表协会为大家洗尘；二是要拜访福冈市**；三是第二天中午赴中国总领事陆琪先生为我们准备的宴会。然后从那里就直奔火车站。
宣布完日程，作家们先说“完全赞成”，赞成完又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参观市容，游览参观名胜呢？”
我含糊地说：“上边说的只是公事，参观游览权作私事对待。也要做的，只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顾。”
这话对我自己更适用。中元幸广夫妻来到福冈，我必须挤出时间与其相会；我是福冈“亚细亚文化奖”的委员，既到福冈，总要到委员会打个招呼！
正思虑得头昏脑胀，突然有了个转机，原来陆琪先生在长崎也做过总领事，跟中元不仅认识，还对他有极好的评价。他多发一张请柬，我们聚会地点就定在总领事的宴会上了。
这20多个小时，我们像腿上安了加速器，动作比在国内快了数倍。结果该办的公事全办完了，逛街购物，夜市观光，河边散步。灯下饮茶，登上百米高的电视塔观看博多湾形势和福冈市全景，一样都没耽误！
四
中元太太坐6个小时火车赶到福冈，就为见我一面，把她给我家人织的毛线围脖交给我，打听一下我太太和小外孙女的近况。饭后一起到火车站，她就挥手告别，走向去长崎的站台了。我看她背着包孤零零的，过意不去，追上去问她：“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到德山走走？”她摇头说：“我没有参与你们当年的事情，不必去了。那些事听起来叫人很伤心的。”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她走远。中元为扭转气氛转移我的注意力，开玩笑说：“你还是跟我太太去长崎吧，不要去德山了。但是，山崎在德山等着你呢！”
他没想到这句话我听着如炸雷！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顿时从我眼前耳边消失，回到50年前的一场噩梦中。
53年前在下关、门司之间一个孤立的小岛上，一群刚从装矿石的货船上赶出来的中国人，赤身裸体蹲在太阳底下，像牲口市上的牛马，无奈地听凭命运摆布。来自军用厂矿的日本人，俩人一组，一个手持木棍，一个拿纸执笔，在人堆中走来跳去。前边人把木棍捅到哪个华人的头上，后边的就把那人拉出来，问了名字编上号，赶到一边排队。最后所有的华人被分成几队，押上不同的小木船，分头飘往了不同去处。
我乘的船深夜来到一个工厂的小码头，上岸后被带队人领着离开海边穿过一个城镇，来到围着铁丝网、开着探照灯的华工营地前，带队人下令“原地停步”！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饥饿劳累得快要晕倒，已到目的地，以为会有顿饭吃，人们长吁了口气，振作了一下精神。这时从楼里走出个上身赤膊、下身穿着马裤马靴的日本人，站住脚看了看我们这队人。话也没话，走到队前抡起拳头就打。从排头第一名打起，一连打了五六个人，才停下手退后一步，叫喊起来。他叫喊完，带队人翻译道：“这位是山崎教官，他说这是皇土奈鸡，不是支那，站要有站的样子坐要有坐的规矩！像你们这样耷拉歪斜地站着是不允许的……
山崎发声口令，扭头先走进去。带队人喊口令整顿队形，带我们走进楼门。从楼门防空用的水缸上，看到“松竹映画”几个字，才知道这是座废弃了的电影院。走近拆掉座椅空荡荡的观众大厅，只见沿墙跪着四五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中国同胞，每人手中举着一个板凳。正当我们进门时，有个人胳膊一软举着的凳子掉到了地上。山崎先发个命令叫我们原地立正，然后跑过去拉住那人的胳膊，大吼一声反身一背，把那人用力朝前一甩，凭空扔出去几尺远，摔到水泥地上……
山崎转过脸冲着我们说：“看见了吗？在奈鸡不守纪律就要受处罚，你们进去先别睡觉，先想想以后要怎么干活！”
这一切使我触目惊心，但没明白他说的“奈鸡”是个什么东西。直到过了数月，学会了些日语。才明白这是“内地”两字的日语发音。山崎认定中国是他们的殖民地，将扶桑三岛自称为“内地”。
中元拿山崎跟我开玩笑，无意中触到我的心病。不久前我才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日本是为东亚人的“解放”而战，日本没有把中国、朝鲜当作殖民地的打算。这说明山崎并没有绝种！
中元看我发呆，拉着我的手问：“老弟，老弟，你怎么啦？我提起山崎叫你不高兴了？”
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只是累了点，不要担心！”
看看走上天桥的中元大嫂，看看中元和横川，心中安定了许多。过去50余个春夏秋冬，世界在变日本也在变，究竟中元幸广、白土吾夫、横川健这样的好人是日本人的多数，所以才有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呼声，所以我才会怀着友好心愿重新登上扶桑三岛！
五
中元大嫂登车不久，我们也上了火车。
跟中元挨着坐下，他告诉我滨田找到了叫河谷安子的老太太，他问我对这人还有没有一点印象？
我说有印象。
半世纪前日本发动的那次侵略战争，在中国烧杀抢掠，罪恶滔天，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也是一场灾难。青年男人被赶到前线卖命，老人妇女在后方饥寒交迫缺衣少食。街头标语写着：“一颗粮食等于一粒子弹！节省口粮，支援圣战！”料理粮食的伙房跟料理金钱的银行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华工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唯独做饭做菜插不上手。山崎他们单招两个女工做炊事，一个就是河谷安子。
她是那种文化不高但很能干活的乡村女人，对中国人不太歧视，有时还透露一丝同情。
我们的劳动时间，平时是12小时工作制(加班就要连续24小时)，日夜两班倒。打夜班的人白天睡觉，山崎越看越不自在，就把打扫卫生、收拾厕所、运粮运煤等活全交给打夜班的人干，包括中午给住医院的日本人送饭。
送饭这事不累，但很麻烦。警察局规定华工只准上下班时间在居留营地到工厂这条路上通过，这时间以外任何道路都禁止通行。奉命而行也要持有管理部门发的通行证，证上写明持证人姓名，走的路线和通过时间，发现有与证明不符处，格杀勿论！曾有位华工送饭路上到菜田里小解，被警察抓住以逃跑论处打得死去活来。厂方并不心疼中国人挨打，但打得不能干活对厂方就是损失。为此就要派老实点的人干送饭这件事。“勤劳部”是军方专管华工的部门，老实不老实他们有记录。
我刚13岁，挨了日本工头打，痛苦难忍又无人可说，便不经心地在一张破水泥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料叫“劳动部”的人发现了，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把我带到车间门外树底下进行审讯。高个儿板着脸问道：“你写忍耐两字是什么意思？对内地的生活不满意吗？”
我摇摇头说：“我写着玩的，没想过这两字的意思。”
“你最不能忍耐的是什么事？”
“饿。饿了浑身哆嗦。”
高个儿靠树抽起烟来，换了矮个儿笑眯眯地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两个人谁好？”
要是现在我会说谁都不好，但那时不行，国共合作并肩抗战，蒋委员长还是中国**的代表，而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挂牌当汉奸了。可我知道一说蒋介石好汪精卫不好我就别想活了。说汪精卫好又对不起良心。想了半天，就装出苦相说：“我的事没学好，你的话我听不懂。”
矮个儿说：“听不懂？没关系厂捡起一根树枝来，在地上写上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名字。又笑眯眯地问道：“哪一个好？随便说，没关系。”
我冲着两个名字想了半天，抬头问道：“他俩是电影吗？演什么的？”
矮个儿站起身结结实实打了我个大嘴巴，道：“你跟我装傻？混蛋！”
我说：“我不是装傻，知道他们都是明星，可就想不起他们演过什么来了。”
“放屁！”
矮个儿火了，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高个儿歪在树根上笑。他们知道我在装糊涂，我也知道他们不信我的话，反正我下定决心不再多说一个字了。结果就不了了之。他俩回去要向劳动部交代，有问题没查清得算失职。他们只好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随手练习写字，并没有复杂的意思。
这样的小孩倒是适合给病号送饭，便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就跟河谷有了接触。我到食堂领便当时，她总是笑脸相迎，当面点数。她不像教官教我们的那样数：“一奇，尼，桑，西……”也不是数：“喜豆子，复达子，米子，油子……”而是用农民的数法：“西、福、米、油……”我听着新鲜，就学着念，她见我在学，就叫我念给她听。念错了她为我纠正。等我念会，她看看窗外没有人，急忙捡起个饭团塞进我衣兜里，小声说：“快走，到路上没人处再拿出来吃！快走！”
新干线速度不低于飞机，山川城镇草木屋宇男人女人老者顽童倾斜着追逐着飞速从窗外划过，很像是人生缩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福冈到德山要直往东北跑。穿过“关门海峡”，由海底进入“中国地区”(日本地区名称，与我们这个中国无关)。“关门海峡”，我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在这地方登的岸。
六
经过日出日落一万九千多次，我又到了德山。
一下车就看见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妇人匆匆赶来。但直跑到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出而不是认出这就是滨田。10多年前还是个满头青丝、动作敏捷的女人，怎么一下变成了老太婆？但她认得我，跑过来抱住我用力拍我的背：“真没想到还能再见面……”说话含糊不清。中元告诉我她刚从医院做了手术出来。我看看她身后，见没有别人，就问：“河谷女士呢？”滨田说：“她没来，也许直接去旅馆等你们了。她年纪比我大，来车站不方便。”我问：“河谷君今年多大岁数？”滨田说：“80出头。”
滨田义务当向导，说旅馆不远，不用坐车。我们就在她带领下提箱携笼走上大街。穿过两条街还没到，横川健就小声跟我说：“看来还不近呢，这地方人朴素，这么远都不打车。”
旅馆楼房很小，设备陈旧，面积和设备赶不上中国县城级宾馆。迎门有个长长的柜台，柜台前摆了两对沙发，靠墙再加一排木椅就算是营业大厅。我们几个人放下行李就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横川先生抱歉说：“真对不起，我没想到这里条件这样差。现换也来不及了。”我说：“只怕要换也没地方换。大家是因为我吃瓜酪，该我道歉。”横川说：“我倒要感谢你，不然我没机会到这里来。”中国作家也说：“别的代表团来只走东京、京都等大城市，哪有这个好机会。”屋子里没有河谷。滨田带着焦急的脸色跟柜台上的人打听，营业员说没有人来过。
在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欢庆和反思声中，从东瀛三岛也传来点嗡嗡叫的不协音：日本军阀发动的那场战争是对亚洲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使人怀疑这几位先生是没受过扫盲教育还是心理反常。在日文的汉字中，也是把侵入他人国土、奸yín烧杀、掳他人作奴隶等行为叫做“惨无人道”，发动这种战争叫做“侵略行为’’的。
这几位先生应当是参加过那场战争的，也该记得在中国进行的那场“狩兔之战”，也就是遵照东条英机内阁决议，在农村全副武装的侵华日军抓掳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或以招工名言骗押中国人民，强行装进货船，运往日本，从事奴隶劳动。
我是1944年被招工者押往青岛，并与“矾土面岩”一块装进货舱运往日本的。那个船很小，只有3000吨。前后两个货舱，盖严了舱盖，留下个只能通过一个人出入的孔道，从这里竟装进去近300名华工。人挤在矿石堆上，不仅不能躺卧，就是坐着也伸不开腿。从青岛到门司，要航行10来天，每人只在上船时给背上一壶淡水，不够半天饮用。一天两顿发霉的混合面窝头是用海水合面做的，无法下咽。对马海峡附近风急浪大，不少人上吐下泻。而船上的厕所，只供他们日本人使用，300多名华工只用一只悬在船体外被海浪冲激着的破木箱。华工中老人和孩子要爬过那齐胸高的船舷非常困难。人们连晕船带生病，早已衰弱不堪，爬过去抓不稳也会落水而死，有人泻肚便在裤子里，日本人说是得了“虎列拉”，活着就被扔进海里。
拥挤、颠簸、悲痛、无人能够入睡。舱内没日本人看守，挨着的人就悄悄谈话。从谈话中听到，这三百多不幸的人中五行八作、工农商学兵，什么人都有。每个人都经历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
一个泰安吐丝口附近的农民对我说，他是带着老婆和6岁的孩子去丈人家时，半路踫到一队日本鬼子在前边公路上行进，一家三口吓得赶紧钻进高粱地躲藏。日本鬼子眼快，发现了他们，就有三个端着枪追了过来，一边鸣枪一边喊：“出来出来，不投降死了死了有！”他们想自己是老百姓，出来说几句好话也许就放了，他抱着孩子，妻子提着包袱就钻了出来。刚一露头，过来个日本鬼子兵把孩子从他手猛地拉开，扭转他的双臂，另一个鬼子兵就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他妻子吓得跪下求饶：“太君，我们是老百姓……”一边说一边把手中包袱打开举给他们看。日本兵骂了声：“昆你牙路！”用刺刀挑起包袱往空中一扬，衣眼、鞋，还有一叠刚摊好的煎饼，全散在空中，落在地下，鬼子兵哈哈笑着推他就走了。孩子不顾一切追上去拉住了他的裤腿，鬼子兵回身一脚，用大皮靴把孩子踢出丈多远，连推带拉把他押上了公路。他听到背后哭叫声，回头看看，只见孩子呆呆地愣在路边，妻子疯子似顺他走过的路一边爬一边叫：“俺跟你们无冤无仇啊，抓走他毁了俺一家人哪！老天爷你开开眼，你开眼吧……”
我身旁蜷伏着50多岁的老人，是济南邮局的邮差，在执勤送信时碰到戒严，日本军人把他的车子和车上的信往路上一扔，就把他抓住押上卡车送到了集中营。他抽泣着对我说：“你还小，将来还有回国的机会。将来你回国给我家送个信，告诉他们我死在日本了，叫孩子记住这笔仇！唉，我给人送了一辈子信，没想到临死却无法给自己家里报个信！”
东条内阁的决议，字面上规定只要40岁以下的人作劳工，实际在“猎取”时不分老幼，见到男人就一律抓走。一个叫大木仲治的日本士兵后来回忆说，他们在山“狩猎”时，接到的命令就是：“见到中国男人，一个不留，全部抓走！”所以被“强制连行”押往日本的华工既有80岁以上老人，也有十一二岁的孩子。我当时13岁，已经不算最小的了。日本侵略者究竟抓过多少劳工，无法作精确统计。“狩兔之战”一直进行到1945年春才停止。根据极不可靠的文字资料，4年内被运往日本的中国劳工有38439人，死在日本有7000多人。这里不包括被抓后还没等到上船就折磨死的2800多名和上了船没等到达工作地点死去的人，更不包括送到中国东北去的劳工。被送到伪满的劳工，命运同样悲惨。例如，1944年被押往大兴安岭修工事的五千多华工，工事修完后，全部被日本军队枪杀，无一幸存！
那些昨天发动“狩兔之战”，今天又把它称作“解放亚洲人的战争”的先生们，对他们曾经怎样对待抓到的华工，是心里有数的。
前边说的那个老邮差，上船前被关在济南“新华院”集中营，出发前有个难友知道要被送往日本，冒险逃跑，被日本人抓回来后，衣服脱光，绑在操场一棵树上。命令全体华工集合，叫大家看着他们怎样用刺刀把这人刺得体无完肤，然后喊狼狗把他撕碎！
在船上的情形我已经简略谈到了，下了船以后怎样呢？
船没进门司港，就先上来两名警察，不由分说就把一个在船上曾经偷过日本人生菜吃，并不肯听日本人命令在甲板上下跪的人戴上手铐抓走了。与此同时押解我们的日本人把他们带来的几坛汾酒，两袋面粉给警察送到了汽艇上，然后船才开进门司港，一直开到门司、下关之间一个孤岛上，全身扒光，像屠宰场赶畜类一样被赶进消毒室消毒，同时把华工的衣物全部收去检查。
华工们消毒出来，赤身裸体蹲在草地上，就来了各产业部门的接受人员，押运的日本人陪着他们走到华工面前，叫大家立正站好，拿着名册点名，被点到的人走出队来，凑够一组时，领取消过毒的衣服穿上，由各产业接受人员再押着登上小木船，分头运往不同劳动地点。
到了劳动地点华工们又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抄一下“昭和十九年(1944年)”釜石警察署所作的规定，人们就会从中想像个大概。
设置：
1．必须在“华人劳动者”宿舍墙外七尺处设铁丝刺网，刺网出人口用绕了铁丝刺网的木栅栏挡；
2．院墙出人口也必须用加了铁丝刺网的木栅门；
3.也可以木板墙与铁丝刺网两道并用；
4．每个华工的衣服上必须用墨写上番号；
5．在作业场所必须建立可以监视的哨所；
管理：
1．看守人必须经常巡回宿舍内外；
2．到劳动场所时必须由监守人员押送，劳动期间监守人员也要不断巡视；
最后还有“其他”，如：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持有现金；
华人劳动者任何时候都必须穿写明番号的衣服；
华人劳动者绝不允许带有火柴、**等危险物品；
严禁华人劳动者与外部华人、朝鲜人、一般日本人(不论男女)接触；
严禁华人劳动者单独外出，不准其在宿舍外单独活动；
必须将华人劳动者的照片、名册分送给邻近各县警察署，共同监视；
规定很长，我想只要看看上边这一点也就够了，试想一下在这样的严密监管下，华工过的还算人的生活吗？
这还只是“生活管理”的部分，进了厂矿、作业部门还有一套劳动管理条例。工作时间是每班12小时，早上5点钟就要进厂，先集合在操场上和日本人一起作“东方遥拜”，背“社训”，听宣读“天皇诏书”，作早操。6点钟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下午6时，中饭都只能在工作间隙吃。每逢月末，都要干几个“彻夜”，就是今天早6时上班，明天早6时下班，连续劳动24小时。休息12小时后，晚上6时再上班，一直要干到后天晚上再下班。干什么活呢？当时日本厂矿已经有40％的体力劳动都由“女子勤劳报国队”、“学生勤劳奉仕队”和各种女工担任，连推“轱辘马”的都是穿着破衣烂衫的年轻女性。给华工干的当然是最繁重、最危险和有害的工作。我年小体弱，承担不起搬运之类的重活，就干危险和有害的活。如在料池中清理“重曹”，碱性极强，不发手套，给的那双胶靴连底都掉了的。一天下来手脚全部烧破出血，第二天裹上点水泥纸袋上撕下的烂纸照常劳动。在碳酸镁间干活时，叫我守着皮带运输机整理湿料，我个子小够不着机器，只能脚下垫个破木箱，冬天也要裸着双臂，就这样碳麻粉尘也无孔不入沾满身体，夜里浑身痛痒难以入睡。最可怕的是到“苛性曹达”车间，“苛性曹达”就是火硷，连在这样的地方干活，日本人都不发合格的劳保用品，干几天活就弄得体无完肤。
如此沉重的体力劳动，每顿饭只给一小碗饭两块咸菜一碗菜汤，绝看不见点油星。饭也不全是用粮食做的。起先饭中掺1/3白薯，随后掺一半萝卜，再往后掺大部萝卜叶。华工饿得受不了，逼得在劳动空暇到海边捡海草，从船上扔下的桔子皮，拔野菜充饥。日本监管人认为这违犯了“擅离职守”和“单独行动”两条纪律，发现后就狠狠惩罚。我有次到海边捡了点海草吃，被工头发现后打了一顿后又报告给华工管理人员，下班后全组人都为我挨了几个耳光外，还罚掉我的晚饭，并且命令我：“饭不许吃，可是晚饭祷词要跟大家一块念！”日本人规定华工吃饭前要面对饭碗背一遍祈祷词，闭上眼默祷三分钟才可以动筷！
被法西斯思想毒化了的少数日本人，不把中国人当人待，视华工生命如草芥，常常为一点芝麻小事，甚至毫无理由的残害华工。秋田县鹿岛组一个老华工，也就像我一样饿得受不住，从地上拔了根草吃，日本人就毒打他、摔他、用烧红的烙铁烫他，华工忍无可忍，奋起反抗，由此就引起了那场吓人听闻的“花岗惨案”！
日本法西斯分子对华工的思想统治更为残暴。常常在劳动一天之后，睡觉正熟时警铃大作，日本监督拿大棒把华工打起来，叫大家都赤身站在自己铺位前，冲进一批警察来进行突击式搜查。发现有人偷着写了家信，或是有反抗嫌疑字纸，马上扣上手铐逮捕。
在劳动场地，日本军方派来监管华工的“勤劳部”人员，也进行突然性袭击。有天我正干活干得连气也喘不过来，一个勤劳部(军方派驻厂中管理华工的部门)却把我叫下机器，冷不防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谁是好人？”幸亏我当过八路军交通员，马上意识到这是两个政权的代名词，就装傻充愣反问他：“这两人是哪个车间的？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他打了我个嘴巴，骂了声“混蛋”转身而去。答得稍有差错，就得送进警察署“惩戒”了。
还有一次我带病劳动，被监工认为是有意怠工，狠打一顿后，心中痛苦万分，无意间在破水泥纸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巧被勤劳部的人发现，他们就追问我：“你写这两字是什么意思？是对这里不满意吗？”我只好说：“我在生病，我要叫自己忍耐住病痛……”那小于斜了我一眼说：“你的病大概是偷着到海边挖蛤蜊吃，撑出来的吧！”事情过后，难友们都替我松了一口气，一个平时不说话的人批评我说：“以后不要胡写，有什么话只在肚子里说。你唱一百遍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他们也听不见。哑巴吃黄连。苦在肚子里算了！”
在强制劳动的同时，日本还加强奴化教育。他们规定华工对日本只能称作“内地”，不能说“什么时候到了日本”，要说“什么时候回到内地”。在仅仅上过一星期日语课后就下令，即使只有两个华工在一起时也不准说中国话，必须用日本话交谈。早晨进厂后要作“东方遥拜”，干活前要背“社训”，饭前饭后要念祷词……
四
敌人的压迫和残害，更增强了华工怀念祖国，向往抗日的热情。恐怖手段并没有能压熄华工的反抗怒火。凭直觉我知道有几个人是有来路的(回国后知道了他们身份，证明我的估计不错)，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也不动声色地做了许多：仁作。有人用仅有的换洗衣服跟工人换来白糖，而不久有的电机就烧毁了，同时华工中就悄悄传播白糖掺进润滑油中浇人电机内可以造成烧机事故的“秘诀”。诸如此类的事不断发生，日本人用分化、逼供办法追查许久，到我们回国也没查出个究竟。坦白地说，一群在国内时政治信仰并不一致的人，来到敌国都站稳了“自己是中国人”这一立场，团结成一股力量。
最令人难以相信的是，我恰是在日本国土上第一次读到的《大众哲学》和《革命人生观》这两本书。至今我不明白，在日本人那样严密检查，反复搜索下这些书是怎么弄到日本，并在华工中传阅而又始终没被发现的！只这一件事就坚定了我们一个信念：“中国不会亡！”
当然在回忆那段不堪回首的生活时，我也不会忘记善良、友好、爱和平、有同情心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张海迪同志访问日本时，那位义务替她推轮椅；中国山东儿童艺术团访问日本时，义务照顾孩子们生活，领他们旅游的老人中元幸广，当年就是我们的舍监之一，是惟一不打华工的舍监。多少年来他献身于中日友好，退休后每年自费来中国学习中文，以便有中国朋友访日地他能更好的服务。那年，他从报纸上知道我到了日本，千里迢迢从山口县赶到东京，跟会务人员说：“我是来向邓先生赔罪的，他在这里受苦时我没能尽力保护他，我要向他道歉，希望你们能叫我见他一面。”在我开会期间，他竟然在我住的饭店对面小旅馆中租了一间房，只为了每天在我休息时跟我见上一面。我问他为什么对中日友好这么热心？他说：“中国人给了我深刻的教育。中日两国人民不是敌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战争，是残暴的军国主义分子，我们两国人民应像兄弟那样相处……”当年与我一同在那工厂劳动过的一个小姑娘现在已经作了祖母的朋友，听说电视上出现了我的形象，马上要求电视台专为她放一遍认一下是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电视台应邀放过后，她就打听我的行踪，一直把电话打到我在奈良的住地，头一句话就说：“真对不起，当年没法保护你不受欺侮……”而她自己的家人，战争后期完全死在广岛的不幸中了。(我劳动的地方距广岛只有18海里！)
那些把杀人放火、侵略别国领土、掳人为奴的战争至今仍谎称是“解放亚洲人”之战的先生们，他们只讲日本是遭到过***轰炸的惟一国家，却从不讲为什么***会落在日本，更不讲是谁使发动侵略战争的后果落在普通日本人民身上！正因为如此，中日两国人民更需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为不使历史悲剧重演而携手奋斗！
重返德山
去广岛有前一天，秋冈先生轻声问我：“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做工的地方看看？”
还在北京未出发前，清水正夫先生就曾关切地问过公木同志：“听说邓友梅先生小时候在日本劳动过，是真的吗？”
多年来我是绝口不提这段往事的。明年我就算年逾半百的人了。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很遭遇些艰难困苦，但有两段生活(假如那也算生活的话)我一直不愿提起也避免回想。一是“***”横行年代天昏地暗的岁月；一是在德山那一年的非人生活。
当年，像猪羊一样，被赶进堆满矿石的船舱。一千多吨的小船像落在滚水锅里的一只饺子，反转颠簸七天七夜，终于靠在下关码头上。那时我刚满13岁。船上二百来名中国工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各处，用各种手段“集中”来的。在下关检疫所脱光身子消毒后，我们一批四十人，就换乘机动木船，沿濑户内海被押往山口县。
半夜，船在一个工厂的破烂码头边靠岸了。穿过满是管道的曹达工厂，走过黑沉沉、空荡荡、一付破败景象的市街，走进一处铁丝网圈着的华工宿舍，还没进去就听见沉重的殴打声和压抑着的**声。鱼贯进门后，只见沿墙的水泥地上，一溜跪着四五个赤膊的中国工人，两手举着凳子，一个穿着马裤马靴面目狰狞的日本人，正揪住一个中国工人的胳膊，狠狠地往地下摔……
“教官正在惩罚偷懒的人！”押送我们的人说，“在这里要守纪律，不然就受惩罚。你们就站在这儿看看吧！”
由此开始了名为“养成工”，实际是“征用工”的生活。每当回忆起来，就像个铁蒺藜一样刺得心头出血。所以，数十年来除去在入党时我讲过一次外，就是对母亲和爱人也没说过那些细节。在女皇**肆虐的时代，他们在千人大会上宣布我“从十三岁就当卖国贼”，“双手沾满了鲜血”时，我倒是力争要讲讲这些细节，但一张嘴就被一位虽没穿马靴马裤、却有同样狰狞面目的汉子一拳打得张不开嘴了。
不愿重去揭那已结痂皮的伤口，所以，这次到日本我一直没有提出去德山的愿望。主人是太殷勤，对诚心诚意与中国人民友好的日本朋友何必再谈这些往事？逝者已矣，我们还是携起手来共建中日友好的未来吧！但是，随着在日本停留时间的延长，我想看看德山的愿望愈来愈强烈了。
在德山做工时，我在碳酸镁车间。那时，日本青壮年男人，大部分被征去打仗了，和我们并肩劳动的只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勤劳奉仕”的学生。日本军阀从日本人民身上吸干了骨髓，人民的生活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吃的是“代用食”，十几岁的姑娘劳动时穿的是露肉的烂布片。正常劳动一天12小时，到月底要干几个彻夜。“勤劳部”的监督员，骑辆车在各个车间转，到处搜寻“思想不良”的人和“怠工”的人。他们宣布每一个日本公民都是“战胜者”，都有权管理、督导“中国征用工”。可是共同命运抹去了民族的界线，我们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歇气，一看到勤劳部的人赶紧互相关照；我们在一个防空洞里躲避轰炸，互相把安全角落让给对方；我们在一块河滩上捞取海草，烘干后一起分食这些珍宝。有一次，我病了，几个大婶把我藏在车间角落里休息，慷慨地把我份内的劳动空额分担下来。没想到她们刚把车推走，勤劳部的人就过来了，把我从高烧的昏迷状态中踢醒，吼叫着：“谁叫你偷懒？你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大婶们一听到这声音，撂下车全围过来，争着说：“他在发烧，我们叫他休息的。”勤劳部的人又叫：“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负责吗？”她们说：“我们替他把劳动额分担了，怎么不能负责？”那个人还要纠缠，一位老大娘悄悄转到炉旁按了下电铃开关，出炉的铃声震耳欲聋地响了，人们喊着“出炉了！”拉起我向炉门拥去。勤劳部的人只好骂骂咧咧地溜出车间。他一出门，人们哄笑着又拉我回转炉后去休息。原来并没到出炉时间，电铃是拉来撵他的。大家说老大娘是“智多星”，老大娘却把我搂在怀里哭起来。她说她的孩子被征兵走了，现在也在外国，她惦记她的孩子，所以想着我的妈妈一定也在日夜挂念我。
工厂里有一些年轻的女工，住在叫做“爱国寮”的集体宿舍中。有时候我下了午夜班，舍监又派我去给住院的伤病号送饭，送饭时要到“爱国寮”捎带上女工们的饭盒。她们当中有的只有十六七岁，小孩子容易熟悉，她们很快和我成了朋友。有个叫百合子的小姑娘和我在一个车间劳动。她在实验室上班，每天在车间门口走过，总要客客气气鞠躬说：“邓友梅先生早晨好。”到车间来取样时，总找机会向我打听一点关于中国的情形。听我讲起家乡的情形，她总是把眼睛睁得大大地说：“是吗？这样子吗？跟宣传的可不一样呢！”
有一次为一件事我和监督人争了几句，那个人就打我，一边打一边问：“你还敢顶撞？”我说我听不懂他的日本话，他伸手就把我刚打开还没吃的饭盒夺过去扔到水沟里。正这时百合子取样儿来了。一看见她，我就感到耻辱像火一样烧得我全身颤抖，我不顾一切朝那个人叫骂起来。那个人抓住我，发疯似的殴打。百合子赶过来拉住那人说：“厂长在找您，命令您立刻去一下。”她把他支开后，轻轻对我说了声：“真对不起。”然后低着头，满脸通红噙着泪走开了。我无心再顾那个饭盒，一个人躲到角落去饮泣。过了一阵，一个女工拿着饭盒找到我，说是百合子拣回来，托她送来的。打开盒盖，见里边放着下个用紫莱包着的饭团。
在那军国主义统治全日本、中国人到处受敌视和蔑视的环境里，一声“邓友梅先生”，一个紫菜包的饭团，代表着多么祟高的正义感和真诚的友情啊！正是这种人民之间的同情友爱战胜了法西斯制造的残暴与偏见，历史才得以进步和发展的吧！
战争的局势终于倒转，工厂停产了，工人被赶去拆毁要疏散的居民房屋，大片大片住宅被拉坍在地。平日一起共患难的大婶大娘哭哭啼啼，被赶进向外疏散的人群。就在日本军阀高喊“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声中，我回到了祖国。几个月后我在新四军听到***在广岛爆炸的消患。广岛距德山不远，那些共患难的大娘大婶，和百合子一起的年轻伙伴都安全吗？我希望***只射向日本军阀，不要伤害那些和我一样吃苦的穷人。这当然是孩子的想法。
时间过去35年多了，我又来到了日本。我怎么会不想探望一下德山这块土地，再见见共同度过艰苦岁月的老朋友呢！这种向往之情，一定被清水先生察觉了，他们热心地为我做安排。
秋冈先生像个老大哥，他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
八号那天，雨后初晴，一早晨，中国新闻社的山田先生和大村先生就到旅馆来接我，一起乘坐新干线“光”号快速列车去德山。比起这三位先生，我倒成了“老德山”了。我拿纸画了一张德山的简单地图，标明了当年工厂、宿舍、车站、医院几个位置。我指着图简单地讲述一些当年生活情况。听到中国工人和日本工人所遭受的苦难，他们的面色都沉郁下来，山田先生极力把头扭向窗外，以掩饰眼中的泪光。我忽然想到，这次来，我是找朋友叙旧情的，那些应对侵略战争负责的人，历史已作了清算，何必再提呢！为了扭转气氛，我把草图交给山田先生，问他：“你看，画得还对吗？”
山田长长吸了口气说：“我只能说你画的工厂、车站两个位置还对。旧的德山我没到过，战争后期这里已经炸成瓦砾堆，一切都是重建的。”
广岛到德山，坐新干线火车只要20多分钟。山田先生指着窗外说：“这就是你干活的工厂，德山曹达株式会社。”
我在德山时，曹达工厂是最大的工厂，除去附近还有一个水泥厂和一个较小的东洋曹达工厂外，再没有工业。现在望去，沿海一片数十里，全是银白色工业建筑物，要在它们中间分辨出德山曹达工厂来，是很困难了。
我们在中国新闻社德山支社稍稍休息，支社的西村先生问我希望看看德山哪些地方，我把我画的草图交给他。他说：“请稍等一下。”便拿着这张图走出去，过了三四分钟他笑嘻嘻地回来说：“我为你复制一份40年前的德山地图，想不到您画的这张图大体方位和地图是一致呢！”大家听了都伸过头来拿两张图比较。西村说：“可惜你要看的许多地方看不见了，比如你住的宿舍，不仅房子没有了。那条街也不存在了。那时德山只是个小镇，现在已成为现代化的都市了。”我说：“看到德山这样兴旺、发达，即使我看不到老地方也高兴。”他说：“发达也带来新问题。这里是日本污染严重的地区之一，震动世界的水俣病就在这一带。我们在为这个斗争呢！”
德山曹达工厂派人来接我们，驱车直到办公楼。这一路应当是我最熟悉的，我却找不到一丝相识的痕迹了。工厂的董事、人事部长、专务齐集楼门口欢迎我。到会客室刚坐下。董事长友清英雄先生热情地赶来，他正在召开一个会，临时把会停下赶来了。人们告诉我，当年我在这儿做工时，董事长还是个20多岁的青年工程师。战后这个厂被封闭四年，原来领导人根据他们对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大部分已被清洗出去，现在的领导层是战后新起用的。董事长先生深深鞠了一躬说：“热情欢迎您来，在那个年代，您在这里吃苦了。”
我说：“侵略战争给中国人带来苦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我这次来是想探望一下老朋友。”
董事长说：“是的，现在咱们厂正在为日中友好努力工作。化肥车间的产品就是为中国生产的，全厂用的原料也大部分来自中国。希望中日两国人民永远友好。”
当年和我一起劳动的工人，大部分都已退休或去世了，许多人已经四散。听说我要来，人事部的朋友费尽力气找到两名和我同一车间的工人。两位老同事急忙赶来见我，男的叫贞本胜美，女的叫藤井光子，都是50岁以外的人了。贞本先生和我不熟识，可是藤井光子一见我就愣住了。望着我足有几分钟，眼睛闪着泪光说：“啊，你的模样还能认出来，好几十年了，又有见到，这是真的吗？”
我依稀记得藤井先生的面貌，但这名字却想不起来。我说：“你是住在‘爱国寮’的吧？”
“爱国寮？”她激动地说，“这个名字多久没听人讲了，现在的人都不大知道它。你走后不久。这里遭到一次轰炸，‘爱国寮’炸毁了，有五个女工被炸死……”
我问她知道田中百合子先生在什么地方？在座的人谁也说不出这个人落到了什么地方。
我心中有些怅然。
工厂全变了。他们填海建厂，把面积扩大两倍多，产量则增长了许多倍。厂房、设备、食堂等等都完全重建过，可是厂内道路走向仍保持着原来的规制。当汽车慢慢驶过一座小桥时，我说：“这地方没有变，当年我们在这捞水草充饥的！”车开过工厂的码头，那里停着巨大货轮，正装载运往中国的化肥。我对朋友们说：“这个海滩、这个码头就是我上岸的地方，我也多次在这里卸过从中国运来的原料。那时，这里是装载仇恨的停泊所，今天成了友谊的桥梁。我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携起手来，再不让那样的历史悲剧重演。”斋藤先生说：“您是作家，您把这一切写下来吧，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大知道那个时代了，而这是不该忘记的。”
我们在车间外面逗留一会，然后把汽车开向附近最高的一个山顶。这山我来过，当年曾从山上背竹子下来盖防空洞，现在站在山顶，俯瞰德山全市，禁不住热泪夺眶而出。在过去1乃世纪里，我们跨过了多么长的一段历史进程。当年我来日本时，我的祖国正在流血，满目疮痍。这里迎接我的是侮辱、饥饿和奴隶般的无偿劳动。经过30多年的战斗，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已经屹立在东方，在国际上我们有真挚的朋友，但也只是在我们强大了之后，才受到人家的尊重。在国内，我也曾不满足于我们的贫穷和落后，对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曾满怀激愤之情。可今天，我站在邻国的山上，才看清几十年来我们已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这胜利对每个人的命运又有多么深刻的影响，这次来日本，我见到每一张欢迎的笑脸，听到每一句充满友情的谈话，都使我充满了对我们国家的感激和热爱。我希望我的国家变得更富强更美好，为了她的富强，我甘愿献出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生命！
到山下，工厂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宴会。席间，斋藤先生再次提议要我把和德山的关系写下来。工厂原有个文学爱好者小组，今后要改成“邓友梅作品研究小组”。我对他们的厚意非常感谢，我认为用我的笔为日中友好尽力，是无可推卸的神圣责任。
回到广岛，我还久久不能平静。我为德山人民重建了生活而喜悦，也为自己承受了过多的友谊而激动。但是没有打听到百合子的下落，不免有些惆怅！这种怅然若失的心情，一直跟我到京都。一天晚饭时，“讲谈社”的朋友佐藤先生兴高采烈地跑来喊我：“快，你的朋友叫你给她打电话！”
“哪里来的？”
“光市，一个姓西村的女士！”
我按电话号码拨了过云，一听到回答，急忙说：“我是邓友梅，哪一位找我？”
“邓友梅先生吗？”我答应以后，那边停顿一下，依稀听到压抑着的哽咽声，终于说道：“我是田中百合子！”
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又问了一遍，才相信说话的正是她。她说她已搬到光市多年了，昨天有个朋友告诉她，在电视上看到我访问德山，她不相信，要求电视台为她重播一次。在电视上她看到果真是我，赶紧打电话找我的地址，才知我已到京都了。
“真遗憾哪，没能和你见面。”
“三十多年前，听到广岛落***的消息，我很为你们担心，你家里人都好吗？”
电话里沉寂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一个低微的声音说：“全死了，只活了我一个人……”
我找不到任何话来安慰她，只能祝愿她今后幸福平安。
她希望能见到我。但京都、光市千里迢迢，我无法再找出独自活动的时间了。感到安慰的是她一家现在生活美满，她的丈夫托她向我问候。
临行前，我又打电话向百合子告别，我们几乎说了同样的话：共同度过那段艰苦时日的朋友不多了，要珍视这患难友谊，让我们留下的这些人继续为日中友好而努力。
补记
写完这篇文章，我接到西村百合子(婚后随夫姓本村)寄来的信。她是由于许多当年伙伴在电视上看见我以后，给她打电话才知道我去了日本的，她说，听到我在革命后成为作家的消息，心里很激动。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孩子都已经大学毕业，结婚后独立生活了。现在她和爱人在一起共度晚年。如今虽然年过半百，满头华发，但35年前相处时的情形，还像是近在眼前。35年来，高兴的事很多，悲伤的事也很多，不是一下讲得完的，以后一点点地谈吧。35年日本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有友谊没有变，希望我们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
又到扶桑
1997年11月，应“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之邀，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我又一次登上扶桑三岛。
白土吾夫等老朋友对我很关照，问我对活动内容有何建议，个人有什么要求？我说希望到少年时劳动之处再看一眼，会两个老朋友。但只作私人旅行，不可惊动官方、会社与传媒。他们接受我的请求，一改请代表团从北京直飞东京的习惯做法，要我从福冈入境，派横川健先生在福冈迎候。然后陪同我们先在地方上活动，最后再到东京。
我寄去想要会见的朋友名单，请他们帮助联络。
战争时期日本的工厂中没几个精壮工人，除了中国和朝鲜的“苦力”，多是残疾人、女工和“勤劳奉仕”学生。战败后工厂因战争责任受到惩罚，被占领军封闭，人走鸟散。过了十年恢复生产，人员和设备全部更新。那厂里是没有熟识的人了。几经打听、查询，发现还有三个相识的活在世上。
一位叫中元幸广。
在华工营地，日本管理人员分“教官”和“舍监”两种。“教官”权大位高，穷凶极恶；“舍监”位卑职低，只管吃喝拉撒睡。中元幸广是“舍监”中地位最低、年纪最小的，那年他不过十七八岁，因病逃避了兵役，瘦骨伶仃，丝毫没有武士道的剽悍与凶狠。日本人都看不起他。只因他哥哥是“大教官”，才给他找了个吃饭的地方，我们管他哥哥叫“大中元”，管他叫“小中元”。两个中元从里到外没一点相像之处。大中元是公开的特务机关派驻人员，阴狠毒辣，喜欢面带笑容手执皮鞭把华工打得皮开肉绽；小中元胆小厚道，从不打人，私下里还跟华工说一两句玩笑话。多少年过去了，管理人员姓氏大都忘记，惟有两上打人最狠的和两个从不打人的姓氏牢记不忘。其中就有这两个中元。
1984年我到东京参加国际笔会，住在新宿。有天一大早楼下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有位日本老人要见你，你能见他吗？”我问：“叫什么名字？有什么事吗？”电话中说：“中元幸广，他说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今天特意前来赔罪……”正说着，话筒换了人，换成一个发颤的声音说：“我是小中元，你还记得我吗，你能原谅我吗？”
我跑下楼，看见大堂角落里站着一个又瘦又矮的老人，还保留一点青年中元的影子。我招呼了一声“中元君！”他踉跄跑过来，抱着我肩膀就失声痛哭。他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的名字，特意从山中县赶来的，很怕我不肯见他。他说战后不久他说投身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并为中日友好效力，现在是某市“日中友好协会”负责人。当年没有能设法保护我，他感到很内疚，不来当面认错，他要受良心折磨……说着拿出他的名片给我看，才知道他靠经营汽车配件为生。参加工人运动，为日中友好奔走是尽义务。
知耻近乎勇！这样的人在日本见得并不多，我当然要拿他当朋友，并为久别重逢而高兴。他就在我住的大酒店附近小旅馆住下来，陪我在东京闲聊了好几天。交谈中才知道，他从小没有父母，曾随人流浪到中国，在中国得了急病，被一位素不相识的中国人救了过来。他问那人姓名，发誓要报恩。那人说：“不必记住我，但要记住中日两国历史上是朋友。中国文化滋润过日本民族，现在日本兵来中国烧杀抢掠，这是恩将仇报，禽兽不如。你要还有人心，就别跟着他们欺负中国人！”
从那以后，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感情。为此招来了他哥哥的反感和周围别的日本人的轻视。
从此我们经常通信。过两年他退休了，就自费到中国留学，成了北京语言学院短期班年纪最大的留学生。学中文，每期三个月，每年学一期，连续学四五年，竟学会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有中国代表团去长崎，他说义务任翻译，自费当陪同。张海迪去日本访问，回到北京给我看她的照片，照片上为她推轮椅的正是这位“中元叔叔”；中国“儿童艺术团”到日本访问演出，陪孩子旅行的又是这位“中元爷爷”！做这些事他都是义务工作，伙食自理。
年逾古稀，他不再来留学了。
临动身前，中元从长崎打来电话，他说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已经把我去的消息告诉他了，他决定和老伴俩人到福冈会我。还说他把这消息打电话告诉了德山的滨田，滨田又找到了一个老熟人，就是在食堂做饭的河谷子……
他在电话中说：“喂！我要陪你去德山！”
德山市是个小地方，濒临濑户内海，距广岛18海里，地方偏僻，二战中是海军后勤和化工基地。因化工业对自然环境严重污染，战后成了“水俣病”原发区。这里的方言与东京话差别挺大。标准语太阳叫“欧西沙马”，它叫“欧福沙马”！被人笑为土包子。一般人很少到这地方来。横川健先生就半开玩笑地说：“我要谢谢你。不然哪有机会到德山！”
我要去德山，隐隐有个心愿：年近古稀了，再看它一眼，告别少年时代的血痕泪迹。
10多年前来过一次德山，忙于应酬，没机会按自己意思走走看看。
1980年我随巴金、冰心等前辈访问日本，是我离开35年后第一次重来。“**”留下的阴影尚未散尽，我谨言慎行，既没跟任何人谈过自己的经历，更没向东道主提出个人愿望。乘车从京都去岚山的路上，身边的秋岗家荣先生突然问我：“你不想到德山看一看吗？清水正夫先生说了，如果想去，我们替你安排！”
日本人的信息灵通使我大吃一惊！我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给副团长林林先生。林林欣然批准我前去。
全团游览宫岛，秋岗家荣先生陪我去了德山。事先和我劳动过的工厂联系，消息透露到新闻界，从广岛上火车就有电视台摄制组随行，到德山下火车又有当地新闻社迎候。厂方隆重热烈欢迎，礼貌周到接待。领导人既为不幸的过去表示了歉意，又宣布成立“邓友梅研究小组”作为友谊象征。陪同参观，举行宴会，一片喜悦气氛。传媒界很友好，站在反对侵略战争客观公正立场进行报道。可就是全部时间都用在接受采访、公开讲话、社交礼仪、题字签名等公众活动上，没得一个人自由活动、查记旧迹吟叹沧桑的机会。
接待的人全是新的一代，对早年的情况并无所知。向我道歉是父债子还的意思。他们也努力找到两位老人，但我一个也不认识。一位老工人跟我不同车间，华工不许到处乱走不同车间的人也不许接触，就没找到话说。另一位是女办事员，本也不认识，但她当年住在集体宿舍爱国寮，我给住院工人送饭到那里取过便当，就找到了相通的话题。我问：“爱国寮房子现在还有吗？住在那里的女工后来都怎么样？”她一听马上嘴唇抖了起来，低声说道：“怎么，你不知道吗？房子叫美国飞机炸平了，好多女工死在里边。爱国寮，多少年没听到这三个字了。你该跟这里的年轻人讲讲这些，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战争……”
这人就是滨田。从这以后她每到过年都给我寄一张贺卡。她到中国旅游还专门到北京看过我。
这次我想多有点个人自由，不惊动厂方和新闻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满足了我的愿望。
中国作家代表团于11月6日下午到了福冈。
全团5人，我是30年代出生，曾镇南、何申、格非、李锦琦分别属于四、五、六十年代。按“文学十年一代”的说法，正好“四世同堂”。福冈跟中国关系密切。历史上中国文化在日本传播，有两个中转站，一个是奈良，一个就是福冈。说奈良离不开鉴真大师和唐招提寺；讲福冈少不得荣西和尚与圣福寺。荣西和尚把禅宗带到日本，在福冈建起圣福寺，“鸟羽上皇”为它写的匾额就是“扶桑最初禅窟”。禅宗弟子讲究饮茶，荣西也传播了中国茶道，他送给日本将军源实朝一本《吃茶养生记》，成了大和民族最早读到的茶道专著。从中国也传去了吃食。中国的“素面”跟“馒头”就是宋朝时留学的日本和尚带回福冈的。当时福冈还是中国的“外贸重点”，富商谢国明先生长期在此坐镇，跟带馒头回去的圣一法师交上了朋友，赞助他一座佛寺，就是保存至今的“承天寺”。福冈值得看的东西这么多，我们却只停留20小时。
一下飞机就见到从东京来接我们的横川健先生。他带来白土吾夫、佐藤纯子等老友的关切，也带来了我们在日本的日程安排。在福冈这20小时，除睡眠外要做的公事还有三件：一是当晚与当地女作家高树共进晚餐。高树是交流协会会员，代表协会为大家洗尘；二是要拜访福冈市**；三是第二天中午赴中国总领事陆琪先生为我们准备的宴会。然后从那里就直奔火车站。
宣布完日程，作家们先说“完全赞成”，赞成完又问：“那我们什么时候参观市容，游览参观名胜呢？”
我含糊地说：“上边说的只是公事，参观游览权作私事对待。也要做的，只是先公后私，公私兼顾。”
这话对我自己更适用。中元幸广夫妻来到福冈，我必须挤出时间与其相会；我是福冈“亚细亚文化奖”的委员，既到福冈，总要到委员会打个招呼！
正思虑得头昏脑胀，突然有了个转机，原来陆琪先生在长崎也做过总领事，跟中元不仅认识，还对他有极好的评价。他多发一张请柬，我们聚会地点就定在总领事的宴会上了。
这20多个小时，我们像腿上安了加速器，动作比在国内快了数倍。结果该办的公事全办完了，逛街购物，夜市观光，河边散步。灯下饮茶，登上百米高的电视塔观看博多湾形势和福冈市全景，一样都没耽误！
四
中元太太坐6个小时火车赶到福冈，就为见我一面，把她给我家人织的毛线围脖交给我，打听一下我太太和小外孙女的近况。饭后一起到火车站，她就挥手告别，走向去长崎的站台了。我看她背着包孤零零的，过意不去，追上去问她：“要不你跟我们一块到德山走走？”她摇头说：“我没有参与你们当年的事情，不必去了。那些事听起来叫人很伤心的。”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看她走远。中元为扭转气氛转移我的注意力，开玩笑说：“你还是跟我太太去长崎吧，不要去德山了。但是，山崎在德山等着你呢！”
他没想到这句话我听着如炸雷！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顿时从我眼前耳边消失，回到50年前的一场噩梦中。
53年前在下关、门司之间一个孤立的小岛上，一群刚从装矿石的货船上赶出来的中国人，赤身裸体蹲在太阳底下，像牲口市上的牛马，无奈地听凭命运摆布。来自军用厂矿的日本人，俩人一组，一个手持木棍，一个拿纸执笔，在人堆中走来跳去。前边人把木棍捅到哪个华人的头上，后边的就把那人拉出来，问了名字编上号，赶到一边排队。最后所有的华人被分成几队，押上不同的小木船，分头飘往了不同去处。
我乘的船深夜来到一个工厂的小码头，上岸后被带队人领着离开海边穿过一个城镇，来到围着铁丝网、开着探照灯的华工营地前，带队人下令“原地停步”！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饥饿劳累得快要晕倒，已到目的地，以为会有顿饭吃，人们长吁了口气，振作了一下精神。这时从楼里走出个上身赤膊、下身穿着马裤马靴的日本人，站住脚看了看我们这队人。话也没话，走到队前抡起拳头就打。从排头第一名打起，一连打了五六个人，才停下手退后一步，叫喊起来。他叫喊完，带队人翻译道：“这位是山崎教官，他说这是皇土奈鸡，不是支那，站要有站的样子坐要有坐的规矩！像你们这样耷拉歪斜地站着是不允许的……
山崎发声口令，扭头先走进去。带队人喊口令整顿队形，带我们走进楼门。从楼门防空用的水缸上，看到“松竹映画”几个字，才知道这是座废弃了的电影院。走近拆掉座椅空荡荡的观众大厅，只见沿墙跪着四五名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中国同胞，每人手中举着一个板凳。正当我们进门时，有个人胳膊一软举着的凳子掉到了地上。山崎先发个命令叫我们原地立正，然后跑过去拉住那人的胳膊，大吼一声反身一背，把那人用力朝前一甩，凭空扔出去几尺远，摔到水泥地上……
山崎转过脸冲着我们说：“看见了吗？在奈鸡不守纪律就要受处罚，你们进去先别睡觉，先想想以后要怎么干活！”
这一切使我触目惊心，但没明白他说的“奈鸡”是个什么东西。直到过了数月，学会了些日语。才明白这是“内地”两字的日语发音。山崎认定中国是他们的殖民地，将扶桑三岛自称为“内地”。
中元拿山崎跟我开玩笑，无意中触到我的心病。不久前我才在日本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当年日本是为东亚人的“解放”而战，日本没有把中国、朝鲜当作殖民地的打算。这说明山崎并没有绝种！
中元看我发呆，拉着我的手问：“老弟，老弟，你怎么啦？我提起山崎叫你不高兴了？”
我说：“没有没有，不是不是，我只是累了点，不要担心！”
看看走上天桥的中元大嫂，看看中元和横川，心中安定了许多。过去50余个春夏秋冬，世界在变日本也在变，究竟中元幸广、白土吾夫、横川健这样的好人是日本人的多数，所以才有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呼声，所以我才会怀着友好心愿重新登上扶桑三岛！
五
中元大嫂登车不久，我们也上了火车。
跟中元挨着坐下，他告诉我滨田找到了叫河谷安子的老太太，他问我对这人还有没有一点印象？
我说有印象。
半世纪前日本发动的那次侵略战争，在中国烧杀抢掠，罪恶滔天，给日本老百姓带来的也是一场灾难。青年男人被赶到前线卖命，老人妇女在后方饥寒交迫缺衣少食。街头标语写着：“一颗粮食等于一粒子弹！节省口粮，支援圣战！”料理粮食的伙房跟料理金钱的银行取得同等重要的地位。华工什么脏活累活都要干，唯独做饭做菜插不上手。山崎他们单招两个女工做炊事，一个就是河谷安子。
她是那种文化不高但很能干活的乡村女人，对中国人不太歧视，有时还透露一丝同情。
我们的劳动时间，平时是12小时工作制(加班就要连续24小时)，日夜两班倒。打夜班的人白天睡觉，山崎越看越不自在，就把打扫卫生、收拾厕所、运粮运煤等活全交给打夜班的人干，包括中午给住医院的日本人送饭。
送饭这事不累，但很麻烦。警察局规定华工只准上下班时间在居留营地到工厂这条路上通过，这时间以外任何道路都禁止通行。奉命而行也要持有管理部门发的通行证，证上写明持证人姓名，走的路线和通过时间，发现有与证明不符处，格杀勿论！曾有位华工送饭路上到菜田里小解，被警察抓住以逃跑论处打得死去活来。厂方并不心疼中国人挨打，但打得不能干活对厂方就是损失。为此就要派老实点的人干送饭这件事。“勤劳部”是军方专管华工的部门，老实不老实他们有记录。
我刚13岁，挨了日本工头打，痛苦难忍又无人可说，便不经心地在一张破水泥袋上写了“忍耐”两字。不料叫“劳动部”的人发现了，来了一高一矮两个人，把我带到车间门外树底下进行审讯。高个儿板着脸问道：“你写忍耐两字是什么意思？对内地的生活不满意吗？”
我摇摇头说：“我写着玩的，没想过这两字的意思。”
“你最不能忍耐的是什么事？”
“饿。饿了浑身哆嗦。”
高个儿靠树抽起烟来，换了矮个儿笑眯眯地问道：“你说蒋介石跟汪精卫两个人谁好？”
要是现在我会说谁都不好，但那时不行，国共合作并肩抗战，蒋委员长还是中国**的代表，而汪精卫已经在南京挂牌当汉奸了。可我知道一说蒋介石好汪精卫不好我就别想活了。说汪精卫好又对不起良心。想了半天，就装出苦相说：“我的事没学好，你的话我听不懂。”
矮个儿说：“听不懂？没关系厂捡起一根树枝来，在地上写上蒋介石、汪精卫两个名字。又笑眯眯地问道：“哪一个好？随便说，没关系。”
我冲着两个名字想了半天，抬头问道：“他俩是电影吗？演什么的？”
矮个儿站起身结结实实打了我个大嘴巴，道：“你跟我装傻？混蛋！”
我说：“我不是装傻，知道他们都是明星，可就想不起他们演过什么来了。”
“放屁！”
矮个儿火了，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高个儿歪在树根上笑。他们知道我在装糊涂，我也知道他们不信我的话，反正我下定决心不再多说一个字了。结果就不了了之。他俩回去要向劳动部交代，有问题没查清得算失职。他们只好说我是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随手练习写字，并没有复杂的意思。
这样的小孩倒是适合给病号送饭，便把这件事交给了我。我就跟河谷有了接触。我到食堂领便当时，她总是笑脸相迎，当面点数。她不像教官教我们的那样数：“一奇，尼，桑，西……”也不是数：“喜豆子，复达子，米子，油子……”而是用农民的数法：“西、福、米、油……”我听着新鲜，就学着念，她见我在学，就叫我念给她听。念错了她为我纠正。等我念会，她看看窗外没有人，急忙捡起个饭团塞进我衣兜里，小声说：“快走，到路上没人处再拿出来吃！快走！”
新干线速度不低于飞机，山川城镇草木屋宇男人女人老者顽童倾斜着追逐着飞速从窗外划过，很像是人生缩影，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从福冈到德山要直往东北跑。穿过“关门海峡”，由海底进入“中国地区”(日本地区名称，与我们这个中国无关)。“关门海峡”，我第一次到日本就是在这地方登的岸。
六
经过日出日落一万九千多次，我又到了德山。
一下车就看见满头白发、步履蹒跚的老妇人匆匆赶来。但直跑到我的面前，我才意识出而不是认出这就是滨田。10多年前还是个满头青丝、动作敏捷的女人，怎么一下变成了老太婆？但她认得我，跑过来抱住我用力拍我的背：“真没想到还能再见面……”说话含糊不清。中元告诉我她刚从医院做了手术出来。我看看她身后，见没有别人，就问：“河谷女士呢？”滨田说：“她没来，也许直接去旅馆等你们了。她年纪比我大，来车站不方便。”我问：“河谷君今年多大岁数？”滨田说：“80出头。”
滨田义务当向导，说旅馆不远，不用坐车。我们就在她带领下提箱携笼走上大街。穿过两条街还没到，横川健就小声跟我说：“看来还不近呢，这地方人朴素，这么远都不打车。”
旅馆楼房很小，设备陈旧，面积和设备赶不上中国县城级宾馆。迎门有个长长的柜台，柜台前摆了两对沙发，靠墙再加一排木椅就算是营业大厅。我们几个人放下行李就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横川先生抱歉说：“真对不起，我没想到这里条件这样差。现换也来不及了。”我说：“只怕要换也没地方换。大家是因为我吃瓜酪，该我道歉。”横川说：“我倒要感谢你，不然我没机会到这里来。”中国作家也说：“别的代表团来只走东京、京都等大城市，哪有这个好机会。”屋子里没有河谷。滨田带着焦急的脸色跟柜台上的人打听，营业员说没有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