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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山在五山路那边也同样地干着。在此之前一直派人监视着这间陈惠芹租的房子，不过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发现。

这样做的严重问题是∶如果我昨天的分析是正确的，即陈惠芹被捕的消息由于某些原因没有被传递出去，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就是把它通知全城的人。这样的两难处境是使我昨天既愤怒又害怕的主要原因。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让这件事没有止境地拖下去，而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那疯了的姑娘开口供认一切上。这是我昨晚最终得出的结论。

最后我们带了十多个人返回宪兵队。顺便说说，我们在陈惠芹的学校和住处里都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可以和所谓的鸡窝等等对得上号的。但是我们逮捕的人中有两个姓赵的∶一个是教数学的男老师，有人说他好象和陈老师关系不错，而且他的个子比较高。另一个是给学校看门的老头，除了他姓赵之外，因为我记得陈惠芹第二天的假口供中说指示是送到学校门房的，人在编造谎言的时候往往会加进真实的情节。

让所有的宪兵每人带一个中国警察进行突击讯问，昨天夜里我已经列出了需要的问题清单，他们只要照着念就可以了，以后我会让野山去对付那些记录。

我自己对付那个姓赵的赵联松老师。乏味地问过姓名、年龄之后，便让他自己说和陈惠芹的关系。他说跟陈老师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好吧，这不要紧，我要他一次一次地回忆，哪一天，或者大致上是哪一天，如果碰到过陈惠芹，说了些什么，当时有没有人看到，又是怎样结束的等等。这本应是刑事警察的工作，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比较出来是谁，在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撒谎。

日中战争中宪兵并不进行这一类细致工作，我们一向采取前分队长那样的方式，在遇到如陈惠芹这样组织严密的体系时便有些力不从心。不过在军队的控制区内，我们并不需要通过检控、审判进程，也许秘密战就是如此吧。

事实上，我自己也很快就回到熟悉的途径上来，我对赵联松声色俱厉地吼叫道∶“现在，把你参加抗日组织的经过说出来！”

“我从来不反日，我只是好好教书，皇军弄错了吧。”

“你是怎样指挥陈惠芹的？”

“你自己受谁指挥？”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他象个读书人那样为自己辩解，在许多细节上纠缠不清，努力着要尽可能地客观一些，以为那样就能合理地解释清楚他并不可能干出我所指控的事情来。

“哼，你是不肯老实说吗？”

他还不是太愚蠢，虽然已经很紧张地吓白了脸，但终于停止了唠叨那些琐碎的事，象下定了决心似的用简单的∶“不是”和“没有”来回答我的威吓，他心里肯定正在想着跟这些日本士兵没有道理可讲。

“去看看隔壁的房间吧。”我们把他带到隔壁的二号室，满地的血迹还没有好好冲洗过，新鲜的都是陈惠芹的血，尤其是那张铁床。

我用这些东西吓他，他仍然坚持用“不是”和“没有”来回答。于是把他的衣服剥光捆上手吊起来，我叫人拿了根木棍站在一边，他一开口否认便打，打得他连声惨叫，他只好干脆闭上眼睛不再开口。

“哼，装死不回答，以为那样就可以逃得掉吗？”于是就算不开口也用木棍狠打。

这样搞到晚上，赵联松全身青一块紫一块，半边脸肿得象个马蜂窝，一只眼睛完全睁不开了，他居然还能坚持着否认，没有顺着我们的问题往下胡遍乱造，也算得上顽强了，我想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吗？是陈惠芹招供的。你指挥她进行反日活动，为农村的土匪送东西。”

虽然被赤条条地吊在房顶上的赵联松已经有些昏昏沉沉，但还是确实地吃了一惊∶“陈惠芹？这，这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