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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她说这两天到邻省去转了这样一个圈子是因为在学校里跟上司吵架，赌气请了假，随便找个地方待几天。

这是设计好的答案，因为探亲访友需要提供真实存在的人名和地址，会不得不说出更多的能够被查证的东西。

最后我说∶“好啦，好啦，你把发报机弄到哪里去了？说出来，我们大家就都不用浪费时间了。”

宪兵们已经拆散了她带的那个皮箱，里面既没有发报机，也没有一点有价值的东西。

她假装吃了一惊∶“什么发报机？我怎么会有发报机？”

我停下来继续盯着她，安静中从隔壁传来女人的惨叫。

我劝说了她一阵，结结巴巴地说了些皇军是来帮助支那人的，她还很年青，不要为某国的白种人卖命之类的讨厌话。我能说一些中国话，但是很不熟练。陈惠芹很天真地眯缝着她的细眼睛看着我。

我冷笑起来，用日语说∶“我的时间不多，打扰了。”对一直立正站在旁边的宪兵挥了挥手。

他们上前抓住她旗袍的门襟，轻松地往一边撕开，给她打开了铐在身前的双手，顺带着把她的手臂反拧到身体背后，再把她向下按跪到椅子前面的地板上，踢飞了她脚上的布鞋。转眼之间，她身上的衣服连同内衣全都被从身后撕扯下来扔到了屋角里。

训练有素的宪兵把半裸的姑娘扔回椅子，给她反剪在背后的手腕“喀嗒”一声重新锁上手铐。两人转到她身前蹲下，用废电线把她的脚腕分别捆在椅子的两条前腿上，顺手拉掉她仍然穿着的白布袜。他们用一把折刀割裂她身上仅剩的内裤，从她的臀下把碎布片抽出来。

女孩并没有十分地挣扎，也没有说什么“别碰我”、“让我自己来脱”之类的蠢话。

我转开脸看着墙上挂的字画发呆，两个宪兵之一，矮胖的中川少尉向被迫赤裸裸地分开腿坐着的年轻姑娘俯下身去，他用一只手玩弄着她的一个乳头，另一只手从上到下抚摸着她的身体，最后停在姑娘的两腿之间，翻来覆去地摆弄着，中间姑娘几乎是惊讶地“啊”了一声。

中川从里面抽出沾湿的中指举起来，上面有不多的一点淡红色血迹。中川停了两秒钟，随即大笑起来，他把手递给姑娘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说∶“说出来，发报机，哪里？支那女人，皇军大大地爱护。”

陈惠芹在开始时用不太大的声音骂了几遍“畜牲”，现在闭上眼睛把脸转向一侧，不过从两颊到原来白净的脖子都变成了鲜艳的桃红色。

和一般中国人的想象不太一样的是，驻守在较大些城市中的大多数宪兵并不经常强jiān女犯人。他们的津贴可以保证他们在中国的城市里享受到十分不错的生活，在需要时他们可以去很好的娱乐场所寻找日本女人，也有人找了中国人并且为她在城里租了房子。客观地说，搂抱涂脂抹粉的日本女人，比趴在那些肮脏的女囚犯身上要有趣得多。

当然，前线的野战部队在进入敌对地区时军纪的混乱是任人皆知的。有时为了打乱审讯对象的心理，也会命令部下在询问室里进行强jiān，但是大多数时候宪兵们并不是十分情的，因此更多地是让协助我们行动的中国的警备队来干。

现在对于是否要让中川继续干下去我就有些犹豫不决，有些女性被jiān污后会完全放弃抵抗，象失去了支柱似的问一句回答一句，但也有可能变得完全一言不发。从陈惠芹被侮辱到现在的反应，我判断不出她会是那一种情况，我站起来制止了中川。

“还是不肯老实地说吗？那样的话他们会像公猪一样爬到你的肚子上来，你想试试看一个晚上能招待多少头猪吗？三十？四十？”

她害怕了，软弱地说∶“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我是守法的良民。”

我向她逼近过去，这才第一次仔细地审视她的裸体。和大多数的黄种女人一样，她胸脯上鼓起着两个不大的半球形乳房，几乎象是还没有发育成熟的少女，乳头和乳晕细致得就象蔷薇花瓣。不过她的双腿和她的脖颈与手臂一样，纤细修长，看起来很引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