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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求求你们┅┅别再灌了┅┅我┅┅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东西。”

“啊，是那样吗？”我阴沉地笑起来。虽然她仍然在否认，不过看来已经快要垮掉了。“开导开导她。”我对会说中国话的野山说。

野山这个战前在中国开布店的商人，很得意地显示他会熟练地运用中国北方的卷舌口音。他蹲在女人身边叽叽喳喳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从来没有人在宪兵队能熬过三天还不开口说话的，我们对她做的还仅仅只是个开头而已，我们将要如何如何，对女人还可以如何如何。

她轻声说∶“你们杀了我吧。”

于是野山向她解释，我们决不会简单地杀掉她，相反，我们要让她一直活着经受无穷无尽的痛苦，我们甚至会让医生给她治疗，直到她不得不把我们想要知道的所有一切都告诉我们。

当然，在那之后事情就会变得非常好了。我们会放了她，会给她钱，给她在别的什么地方找个事情做。这当然是谎言，被确认了抗日分子身分的人，无论他（她）供认与否，极少有能够被释放的。象陈惠芹这样具有情报背景的对象，在她全部坦白后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处决，或者会长期关押起来，准备以后还可能有什么用。

不过这并不是眼前的问题，眼下的问题是我注意到在野山的喋喋不休之下，那姑娘闭着眼睛根本没有什么反应，我意识到她只是狡猾地利用这个机会休息。

大家重新忙乱地活动起来，手摇发电机也被拖了出来。把发电机引出线的铜丝绕在姑娘的两个乳头上猛力地摇着摇柄，电流把她捆紧的裸体打得象落在河岸上的鱼一样上下乱跳。她昏死过去，便用烟把她醒再干，等她第二次苏醒过来后，他们解开其中一个线头缠在一根铜棒上，把铜棒插进女人的下体深处。

那个新兵躲在一边机械地摇动发电机，姑娘惊吓般地大大张开嘴巴，一开一合地挣扎了近十秒钟才叫出声来，那种恐怖怪异的声音，现在回想起来完全不象是从人的嘴里能发出来的。不过在当时我们丝毫也不在意，在二号室里几乎每天都会听到这样的声音。

盯着她的胸脯和乳房，可以清楚地看到汗珠一颗一颗地从皮肤下面冒出来，在那里停留了几秒钟，变得象一粒黄豆那样大小，然后就突然地滚落到身体下面去。随着摇动发电机的节奏，一股黄色的尿液时急时缓地从她的身体下部流淌出来，很快地在地面上积起了一滩水。

她的眼睛恐怕从生出来起就没有瞪得那么圆过，见她的黑眼珠往上翻过去我们便停一会儿，等她恢复些再摇。

就这样一直干到晚上七点多钟，居然还是没有结果。女人的嘴边涂满了带血的口涎，嗓子已经完全叫哑了。估计这样下去她可能会经受不住而死掉，于是我决定暂时停止，把满脸都是眼泪和汗水的姑娘扶起来喂了点盐开水。

“让她休息三个小时，给她吃点东西。”我对中川说∶“十一点钟，找几个人来陪她，她一个人躺在这里不冷清吗？”我补充了一句∶“不要叫中国人。明白吗？”

“明白。”

这整件事必须完全地保守秘密，对中国的警备队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只好依靠中川他们了。

我去了一家也许叫做《××之月》的娱乐场所，本来打算在那里过夜，到早晨再回宪兵队。但到了半夜就清醒过来，开始反复地考虑这个案子。按照我了解的这个情报组织的工作方式，只要拖过两三天，那个女教师再说什么也没用了。

我现在不知道他们预定接交物品的时间，很显然等到这个时间一过，再也不会有人还愚蠢地等在那里。也许，如果我足够幸运，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多端，事先会为第一次交接万一失败安排了第二个联络地点，那样的话，我就还能再有一两天时间。

另一方面，我还得为在上岭愚蠢的逮捕行为作出辩解。我无从得知白左机关他们对陈惠芹的控制程度，因此也无从判别在面临失去跟踪对象时究竟是不是应该像野山那样喊叫起来。

要是这样推想下去，就会有无穷多的应该如何以及不应该如何。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让那姓陈的女教师迅速地说出详情，我便可以相机行事。只要有了成绩，无论当初干得是对是错都不会有人追究，否则白左机关会到处贬低陆军，宪兵本部的××中佐恐怕只好让我去剖腹。

我在凌晨两点钟返回分队大院里的二号室，屋里点着电灯，陈惠芹依旧赤裸着全身，紧靠着墙壁跪坐在自己的脚上，双手反铐在身后墙脚边横钉着的铁管上面。她的腿向两边分开，疲惫地低垂着头。在她身前的三个宪兵也跟她一样赤条条地一丝不挂，那个小煤炉就放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