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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了个“就那样吧”的表示，宪兵们解开她手腕上的绳子，把她的上半身从铁床上扶起来。姑娘软绵绵地靠在折磨了她一天一夜的行刑者的臂弯里，象个孩子似的贪婪地喝了一整杯水，还象是满足地叹了一口气。她脚上的绳子也解开了，因为在用刑时拼命挣扎，绳子几乎完全嵌进了她的肉里。

我的手下把她扶到椅子上坐下，多少都有些如释重负的表情。除了几个像中川那样的疯子，把一个小姑娘，即使她是支那人，弄到这种程度，让这些三、五年前的农民和渔夫心中难免有些怪异的感觉。当然，如果她不坦白，我们仍然会无所顾忌地干下去，那是我们在战争中效忠国家和天皇的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这活儿算是做完了。

我本人从不怀疑陈惠芹最终会垮掉，能坚持过日本宪兵的逼问而不老实坦白的人是不存在的。使我急迫的只是时间，时间拖得太久，犯人再说什么都没有意义了。但是我并不喜欢陈惠芹这一回的表现，大多数人会在忍受不住极度痛苦，陷入完全狂乱的状态时表示同意坦白，然后让他休息一点时间开始讯问，他会表现得十分合作。因为他这时已被吓坏了，只要威胁一下，说要给他重新试用一下刚才的手段便足以打消他重新顽抗的念头。而陈惠芹并不是在最接近崩溃的时候认输的，和刚才的酷烈情形相比，她说话时的态度显得过分冷静了一点。

我扫了她一眼，靠在椅子上的姑娘正低着头，用手轻轻地按压自己被扎进了两根缝衣针的左乳房，撅起嘴唇往上面吹气。她的两条腿直挺挺地伸展着，而且向两边分得很开（并拢会更痛），旁若无人地正对着她身前的男人们。一天一夜的功夫就把本应是羞怯的未婚女人变成这个样子，也许她是真的不行了吧。

我坐到纪录员的桌子后面，翻开一个硬面夹子。里面当然什么也没有，唯一的一张东西是上岭镇的平面图，上面用铅笔勾出第一天陈惠琴走过的路线。

“陈小姐，我们开始吧。”

标准的讯问应该让被讯问的对象从头开始说，让她一步一步地去组织自己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不能等。

“你知道去取的人是谁吗？”

“不知道。”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去取吗？”

“不知道。”

“东西送到了你怎么向联系人报告？”

“我在三天后戴着红围巾从纬四路的鸿昌布行走到乐记面馆，我不去就是出事了。”

“你的联系人怎么跟你联系？”

“他把信送到学校门房。如果是五点半约我吃饭，我就去信箱取指示或者要送的东西。”

“信箱在哪里？”

“在红山后山的一个山洞里，里面有一条石缝。”

“红山后山┅┅很好。从哪条路上去的？就是李异前面那条路，有个石牌坊的？”

“不是，是晓沟这一边。”

这么说她确实熟悉红山，牌坊前面那条路是走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