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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男人一台戏（中）(1)
第五幕
经过一年时间的长途旅行，三苏终于到达首都了。1061年，25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参加制科考试，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蔡襄等人出任考官。主考应考的阵容都很强大。更重要的是，本出戏的三个主人公终于到齐了。
苏轼在考卷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王安石——他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轰动一时的万言书截然相反。比如，王安石说要“依法治国”，苏轼就提出“以德治国”。王安石说改革势在必行，苏轼则说只要用人得当，不改革也可以。
结果可想而知，司马光等人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唯独王安石却斥责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章”。
主考官们发生了内讧，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请宋仁宗出马。宋仁宗一笔定江山：苏轼以第三等录取，苏辙以第四等录取。鉴于第一和第二等纯属摆设，几百年也不录取一个，因此这第三等也是相当高的待遇，因此后来苏轼老是把这段经历拿来显摆。
宋仁宗下班了对一众大小老婆乐呵呵地说：“嘿，劳资今天为儿孙们捡了两个宰相。”
当然，宋仁宗做梦都没想到，苏轼一辈子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苏辙那老小子也是在要退休了才捡一个副宰相当。
第六幕
除了苏轼被派到陕西凤翔做地方官，苏洵和苏辙都生活在首都了，跟首都人民一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王安石一生有很多政敌，但却很少有真正的私敌。司马光跟他在朝廷上闹得不可开交，誓不两立，在私底下却互相景仰。苏洵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私敌之一。55岁的苏洵在皇城根儿晒太阳之余，就想起了他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恩怨怨。
当年，自己写的几个帖子被欧阳修带到朝廷BBS发表，跟帖在者众。绝大部分都是“顶”、“赞成楼主”、“好贴”、“强帖留名”等字样。唯独文学家王安石没有发表一个跟帖。令得春风得意的自己太没面子了！
两年前，自己两个儿子参加制科考试，所有主考官都给了高分，又是那个王安石，双双判了一个不及格；如果不是伟大正确光明的皇帝宋仁宗明察秋毫，恐怕两个儿子都得步自己后尘，充当制科考试的牺牲品。
……
苏洵每每想到这些就愤愤不平，欲要找个机会狠狠的回击王安石一下，让他知道老苏家也不是好惹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1063年的秋天，王安石母亲去世，朝廷里的同事都前去吊唁，连新上任的皇帝宋英宗也派人送了一个花圈，表达哀悼之情。苏洵收到了请帖，可他没有去。那晚，他躲在宿舍里熬了一个通宵，激动地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帖子《辨奸论》。
在这个帖子里，苏洵把王安石写成一个阴险狡诈、城府极深的奸臣。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政府高级干部，不注重个人形象，“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违背了人之常情，而一个违背人之常情的人，很少有不是大奸臣的。
《辨奸论》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据说短短两天点击率就达到数十万，好事者转载得到处都是。苏轼在陕西也看到了这个帖子，他看完后暗自说：“我靠，骂得也太狠了吧？比我都离谱。”
司马光看完后只说了五个字：“人身攻击贴”。然后就把帖子锁了。
第七幕
1067年元月，当首都人民还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之中时，噩耗传来了：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宋英宗不幸病逝了。宋英宗真的很“不幸”，他只做了5年皇帝——这形象的说明了一个真理：捡来的皇帝坐不久（上一届领导人宋仁宗没有儿子，只好把位置传给侄儿）。
接班人是宋神宗。王安石变法的总导演，一个20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的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扳手指算一下，从宋太祖赵匡胤以降，到宋神宗为止，宋朝已经经历了6代领导人。总体说来，还算政通人和，实为几百年来的盛世。不过，就像一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很容易生病，一个稳定日子过得太久的朝代，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比如，朝廷里养了太多光吃饭不干事的干部，资料显示，当时有25000名正式在编的干部，和30万编外人员，每年需要支出大约1200万贯钱工资。由于强敌契辽国和西夏长期虎视眈眈，宋朝不得不维系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正规军，到宋神宗即位，已经达到140多万，他们跟公务员一样终生吃财政饭（甚至他们的家属也由国家养着）。这两者让宋朝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财政赤字。
作为一个期冀有所作为的领导人，宋神宗打算改变这种现状。顺理成章，他想起了曾经给宋仁宗上万言书的王安石同志。他迅速把王安石调回首都，认命为翰林学士；比较有趣的是，他几乎同时也把司马光认命为翰林学士。
心怀壮志的王安石欣然接受了这份认命。这一天他等待得太久了。20几年啊，他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埋头在地方，做小打小闹的改革试验。他甚至因此主动拒绝了好几次回首都做官的机会——有一次，皇帝派人来宣召他进京做官，他居然躲进了厕所。太监不得不把圣旨放到他家桌子上离去，他见此，抓起圣旨，飞快的跑出去赶上那位太监，把圣旨还给他……
王安石等待的是一位能够支持他进行改革的最高领导人。过于仁慈的宋仁宗不是，英年早逝的宋英宗也不是。王安石心里清楚，只有意志坚强的宋神宗才是。
王安石回到首都后，与宋神宗有过一番长谈。君臣二人开诚布公的交流了彼此的观点，然后达成了共识：改革。
从那天以后，48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在宋朝的版图上画了很多个圈。
这时，苏轼和苏辙在遥远的四川老家守孝。苏洵在头一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到死也没看到老对头王安石画的这些圈。否则的话，他极有可能从棺材里爬起来，再写一篇《续辨奸论》。
第八幕
很快王安石就与司马光短兵相接了。
每一年的春季，朝廷都会举行祭天大典。按照惯例，每一次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给文武百官发个红包，有点像今天公司里老板在岁末年初的时候给员工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意思就是：诸位一年来兢兢业业工作，辛苦了；来年期望各位更兢兢业业一点。
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公司遇到经营困难，或者碰到了金融危机，是可能会减少甚至取消这笔双薪或者年终奖，员工们没有什么商榷的余地；而宋朝老板因为国库空虚，想免掉这个红包，就遭遇了巨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以司马光为首的一帮高级干部。由此，也引发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这是1068年春天的事情了。
争论始自于祭天大典红包，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已经转变成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了。
经过一年时间的长途旅行，三苏终于到达首都了。1061年，25岁的苏轼和弟弟苏辙参加制科考试，王安石、司马光、欧阳修、蔡襄等人出任考官。主考应考的阵容都很强大。更重要的是，本出戏的三个主人公终于到齐了。
苏轼在考卷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王安石——他许多观点正好与王安石两年前轰动一时的万言书截然相反。比如，王安石说要“依法治国”，苏轼就提出“以德治国”。王安石说改革势在必行，苏轼则说只要用人得当，不改革也可以。
结果可想而知，司马光等人都欣赏东坡的“文义灿然”，唯独王安石却斥责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章”。
主考官们发生了内讧，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只好请宋仁宗出马。宋仁宗一笔定江山：苏轼以第三等录取，苏辙以第四等录取。鉴于第一和第二等纯属摆设，几百年也不录取一个，因此这第三等也是相当高的待遇，因此后来苏轼老是把这段经历拿来显摆。
宋仁宗下班了对一众大小老婆乐呵呵地说：“嘿，劳资今天为儿孙们捡了两个宰相。”
当然，宋仁宗做梦都没想到，苏轼一辈子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苏辙那老小子也是在要退休了才捡一个副宰相当。
第六幕
除了苏轼被派到陕西凤翔做地方官，苏洵和苏辙都生活在首都了，跟首都人民一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王安石一生有很多政敌，但却很少有真正的私敌。司马光跟他在朝廷上闹得不可开交，誓不两立，在私底下却互相景仰。苏洵是他为数不多的几个私敌之一。55岁的苏洵在皇城根儿晒太阳之余，就想起了他与王安石之间的恩恩怨怨。
当年，自己写的几个帖子被欧阳修带到朝廷BBS发表，跟帖在者众。绝大部分都是“顶”、“赞成楼主”、“好贴”、“强帖留名”等字样。唯独文学家王安石没有发表一个跟帖。令得春风得意的自己太没面子了！
两年前，自己两个儿子参加制科考试，所有主考官都给了高分，又是那个王安石，双双判了一个不及格；如果不是伟大正确光明的皇帝宋仁宗明察秋毫，恐怕两个儿子都得步自己后尘，充当制科考试的牺牲品。
……
苏洵每每想到这些就愤愤不平，欲要找个机会狠狠的回击王安石一下，让他知道老苏家也不是好惹的。机会很快就来到了。1063年的秋天，王安石母亲去世，朝廷里的同事都前去吊唁，连新上任的皇帝宋英宗也派人送了一个花圈，表达哀悼之情。苏洵收到了请帖，可他没有去。那晚，他躲在宿舍里熬了一个通宵，激动地写出了轰动一时的帖子《辨奸论》。
在这个帖子里，苏洵把王安石写成一个阴险狡诈、城府极深的奸臣。为什么呢？因为他作为政府高级干部，不注重个人形象，“衣臣虏之衣，食犬愈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这违背了人之常情，而一个违背人之常情的人，很少有不是大奸臣的。
《辨奸论》在当时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据说短短两天点击率就达到数十万，好事者转载得到处都是。苏轼在陕西也看到了这个帖子，他看完后暗自说：“我靠，骂得也太狠了吧？比我都离谱。”
司马光看完后只说了五个字：“人身攻击贴”。然后就把帖子锁了。
第七幕
1067年元月，当首都人民还沉浸在过年的喜悦之中时，噩耗传来了：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宋英宗不幸病逝了。宋英宗真的很“不幸”，他只做了5年皇帝——这形象的说明了一个真理：捡来的皇帝坐不久（上一届领导人宋仁宗没有儿子，只好把位置传给侄儿）。
接班人是宋神宗。王安石变法的总导演，一个20岁的年轻人意气风发的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扳手指算一下，从宋太祖赵匡胤以降，到宋神宗为止，宋朝已经经历了6代领导人。总体说来，还算政通人和，实为几百年来的盛世。不过，就像一个养尊处优惯了的人，很容易生病，一个稳定日子过得太久的朝代，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毛病。比如，朝廷里养了太多光吃饭不干事的干部，资料显示，当时有25000名正式在编的干部，和30万编外人员，每年需要支出大约1200万贯钱工资。由于强敌契辽国和西夏长期虎视眈眈，宋朝不得不维系了一支数量庞大的正规军，到宋神宗即位，已经达到140多万，他们跟公务员一样终生吃财政饭（甚至他们的家属也由国家养着）。这两者让宋朝财政入不敷出，出现了严重财政赤字。
作为一个期冀有所作为的领导人，宋神宗打算改变这种现状。顺理成章，他想起了曾经给宋仁宗上万言书的王安石同志。他迅速把王安石调回首都，认命为翰林学士；比较有趣的是，他几乎同时也把司马光认命为翰林学士。
心怀壮志的王安石欣然接受了这份认命。这一天他等待得太久了。20几年啊，他大部分时间都一直埋头在地方，做小打小闹的改革试验。他甚至因此主动拒绝了好几次回首都做官的机会——有一次，皇帝派人来宣召他进京做官，他居然躲进了厕所。太监不得不把圣旨放到他家桌子上离去，他见此，抓起圣旨，飞快的跑出去赶上那位太监，把圣旨还给他……
王安石等待的是一位能够支持他进行改革的最高领导人。过于仁慈的宋仁宗不是，英年早逝的宋英宗也不是。王安石心里清楚，只有意志坚强的宋神宗才是。
王安石回到首都后，与宋神宗有过一番长谈。君臣二人开诚布公的交流了彼此的观点，然后达成了共识：改革。
从那天以后，48岁的王安石在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在宋朝的版图上画了很多个圈。
这时，苏轼和苏辙在遥远的四川老家守孝。苏洵在头一年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到死也没看到老对头王安石画的这些圈。否则的话，他极有可能从棺材里爬起来，再写一篇《续辨奸论》。
第八幕
很快王安石就与司马光短兵相接了。
每一年的春季，朝廷都会举行祭天大典。按照惯例，每一次祭天大典完成后，都要给文武百官发个红包，有点像今天公司里老板在岁末年初的时候给员工发放双薪或者年终奖。意思就是：诸位一年来兢兢业业工作，辛苦了；来年期望各位更兢兢业业一点。
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公司遇到经营困难，或者碰到了金融危机，是可能会减少甚至取消这笔双薪或者年终奖，员工们没有什么商榷的余地；而宋朝老板因为国库空虚，想免掉这个红包，就遭遇了巨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以司马光为首的一帮高级干部。由此，也引发了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争论。
这是1068年春天的事情了。
争论始自于祭天大典红包，但随着话题的深入，已经转变成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