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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1)
记忆中的老舍先生
今年2月是老舍先生95周年诞辰。想起一些往事。
44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东单三条一间屋跟朋友聊天，那里是“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一间客厅，大家在等候开会。上次会我没来，偏偏那天老舍先生来了。他们谈对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听他们谈的带有太多恭维、崇敬色彩，跟我从小说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样。我想像他是跟拉车的、开店的都能论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们说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头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阵脚步声，从门外走进几个人来。最前边是位大高个，顶着干部帽，穿着件清河制呢厂出的粗呢干部服，裤子上有香烟烧的洞；中间一位穿着崭新的棉干部服，没戴帽子，微微有点“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后一位个头不高，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司提克”，活脱是个洋绅士(我并没见过洋绅士，这洋绅士的印象来自狄更斯的小说)。
前边这人我认识，是尊敬的赵树理同志。中间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这最后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像中的老舍没对上号！
人们站起来抢着握手，端木没戴帽子赵树理不摘帽子，两人握手都应付自如。老舍右手拄着文明棍，一进门就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两手都不得闲，就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了下说：“找不着钉子，帽子还是挂在头上吧。”把帽子挂在头上，这才腾出手来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却面不改色，一本正经地跟大伙寒暄。
散会时，他对身边的人说：“明儿个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们带豆腐干花生豆怎么样？”回头又冲我找补一句：“你还小，就别跟我们学坏了！”
我觉得跟想像中的平民作家对上号了，还觉得老舍就该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后来有一次在他家中见他身穿长袍，脚蹬老头乐棉鞋，才觉得这样更对路。
“大众文艺研究会”是北京文联成立前，由李伯钊、赵树理、康濯、马烽等挑头的一个文学团体，是团结“大众大学”作家的一个团体。北京解放后写武侠、言情、侦探小说的通俗作家和小报撰稿人，一时没了章程。如李薰风、陈慎言、郑证因、梅娘等，一向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如今照老路子写的作品没市场了，“革命小说”一时还写不来，又没大锅饭吃，生活发生困难。连张恨水、还珠楼主也很拮据。“创研会”就组织他们学习，采访，写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并设法帮助一些人安排工作。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刚从大学出来的文学青年参加进来，一面向他们学习，更主要的是协助工作。那天开会谈的题目就是怎样帮助通俗作家们写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决他们生活困难。老舍先生出主意说：马上写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难，可以从最容易的人手。比如整理点民间传说，替曲艺界、戏曲界改点旧段子、旧剧本。他说：“拿大鼓说，有的段子人们都听熟了，会背了，可是谁也不懂什么意思，因为要么太文要么不通，唱的听的都糊涂多少年，解放了总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吧。把它们改顺了，能听懂，这用不着学多少革命理论，伸手就能办嘛。拿《白帝城》说，是名段子，开头几句你们听得懂吗？”说着他点着一支烟哼了起来：
“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必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着问：“什么叫‘无可与天争’，怎么个‘重衾病枕红’，‘一点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壮怀’、‘傲骨’又太文了，谁的耳朵能听懂？相声该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给你们找唱家，找地方发表。要嫌这活小丢了身份，我带头先干。”
他刚从美国回来，家还没安下，人们把这话只当表态，并没当真。谁知没过几天，大众创研会的刊物《说说唱唱》就登出了他写的“太平歌词”《中苏同盟》，电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声段子《维生素》。随后《光明日报》就连续发表了他改编的相声段子《绕口令》、《假博士》和《铃铛谱》。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说说，是动真格的，这时是1950年上半年。文化班头，知名作家，从美国回来竟用这些作品打炮，不仅令人叫绝，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热情爱国，助人为乐，不摆谱，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我不知这对别的文学青年有什么影响，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个新段子叫《张树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写出来的。是我终生惟一被演唱的曲艺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开了第一届文代会，成立市文联，老舍先生当选为主席。我也调到文联工作，就几乎天天见面了。老舍先生这主席当得很认真，风雨无阻，每日上午必到机关办公。但他又是我见过的最不像主席的主席。对属下像对家人，只有平辈与晚辈之别，没有职务高低之分。跟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别注意仪表的整洁。我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他常上编辑部来闲聊，他的整洁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就住在编辑部对门，有天我就穿着裤衩背心进了编辑部，正碰了他坐在那儿，他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后笑笑说：
“小邓，把衣裳穿齐了再忙事儿吧，大小咱们也是个衙门不是，来个人看见招人笑话！”我从此开始注意整洁。我们写的习作他不仅亲自过目，而且评点。有次我写了篇凉山彝族的故事·里边有段描写！说：“山谷中的雾气，夜间落到草叶上变作露珠，太阳升起后又化作白云升到空中……”写完自己还很得意。交给编辑部后，老舍先生批了几个字拿回给我，上边说：“云是云，雾是雾，露是露，你别瞎搅和。”那时我正崇拜苏联文学，连文风都模仿翻译文字。写文章绝不说“河边有三棵树”，而要写成“树，一棵，两棵，三棵直直地美丽地拉开距离排列在那看得见激流听得见水声的河上，挺立着。”有回我问老舍先生：“人家说我文章写得不顺溜，您说怎么才能顺溜？”他说：“写完了自己关上门先大声吟念两遍，自己念着顺嘴，不打夯儿，它就顺溜。要是连自己念着都绕口令似的，人家也看不顺眼厂这点教导，我受用了一辈子。至今写完文章还要关上门先念一遍。有不顺溜的地方，坚决改过。
除去公务，老舍还爱揽“闲事”，在他身上分不清哪是分内的事哪是分外的事，甚至有点“公私不分”。解放初期不光写旧小说的作家生活困难，国画家们日子也不好过。齐白石的画在中山公园展销，一幅中堂定价40元人民币还卖不动。陈半丁，于非间更不用提，有位名画家揭不开锅，裱画师傅知道老舍爱画，出于同情，拿了几幅画去找老舍说：“这位先生过不去年了，好歹您留下他幅画得了，价钱由您定……”老舍先生掏出几十元钱给来人说：“这点小意思拿去请他先垫办一下，画我不敢留，艺术是无价的，我哪能随便留人家画？”事后就跟文联的同志们说：“这国画家也是我们团结对象，得替他们想想办法。”在他倡议下成立了个“北京市新国画研究会”，组织大家学习和写生，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当时正重，新翻修天安门。他就以文联名义跟有关领导请求，把天安门内部宫灯、隔扇的绘画工作全为国画家们包了下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总在胡同里碰见两个算命的盲人，见他们生活困难非常同情，又跟文化局和文联同志们说：“解放了，人们不迷信了，这算命的瞎子没生意了。他们里边多数人都能弹会唱，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为新中国唱歌，既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又扩大了我们宣传队伍，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咱文联、文化局也该管吧？”就在他的倡议、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盲艺人学习班”。他们下乡下厂，演唱歌颂新中国的节目很受欢迎，还整理了一批传统的曲艺段子，成为一个出色的残疾人演出队！
1957年因为阴错阳差，我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开批判会时，老舍先生对我一言未发。我去劳动改造后，有一次放假回家，见到老舍先生在场，我想躲避，但他看见我了，忙叫道：“这不是小邓吗7你躲什么？”我红着脸说：“犯了错误，不好意思见您。”他沉默半天，说道：“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
后来我去了东北，再没跟他联系。东北有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1965年那剧团派人到北京给老舍先生送演出税。老舍看他的介绍信，便问：“有个北京去的邓友梅，你们认得吗？”那人说认得。老舍就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那人回来后转告了我，我很感动。过了一年，那剧团搞什么运动。那人忽然跑来找我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没法活了。”我吃惊地问：“什么事？”他说剧团里有人诬告他贪污，他不承认，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先生家查证。不料，老舍先生家记的账真跟他交的收条数目不合。账上比收条少好几百元。那人哭咧咧地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要不给我作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要自己到北京找他老人家去问清楚，怕他不见我。他既是你的老领导，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我说我自犯了错误，跟老舍先生已不来往。他说：“我去时他还叫带话问你好呢，你不能见死不救！”
我实在不好推脱，就冒昧地给老舍先生写了封信交给他。信中只说此人有事求助，请老主席见他一见。对此事我不了解，一切由他面谈。
过了些天，那人回来了。欢天喜地来看我向我道谢。我问他到底怎么回来，他把老舍先生写的证明抄了一份拿给我看。上面说：“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是800元。但我只交家中500，其余300留下买烟抽了。特此证明。”看完我不由得大笑。春节期间，我回北京探亲，有天去青年宫看戏，正碰上老舍先生。我这回没躲避，赶紧凑上前去问候，并说：“我那封信写得很冒昧，您没生气吧？”他笑着说：“你解人之难，我生什么气？做人就该这样。”我又笑问道：“怎么您还留私房钱？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他小声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住他给了我多少钱。见他处在生死关头，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他说得很轻松，我听了真想掉泪。
“*****”开始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老舍先生拂袖而去的消息我却是在极奇特的方式中猜到的。
“*****”中，造反派每次对我“触灵魂”时，大牌子都挂在我身上，上面写着“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文艺黑线爪牙”等一串封号，打满黑X。有一回在戏院里开大型斗争会，拉上台挨斗的足有十多人。每人除去身上牌子外，还在面前另立了个牌子，字朝外，不叫本人看，但“黑帮”们互相却能看到的。立着的那个牌子上写的都不是挨斗者本人的名字，而是名气比本人大得多的“黑帮头面人物”。斗谁时叫谁举着牌子站到台前去。发言也跟平日不一样，批判那立着牌子上的人比批判本人的内容多。斗争我时我一走向台前，台下就高喊：“砸烂文艺黑线，打倒反动文人老舍，扫清他的黑爪牙。”批判发言的内容也有点特殊，专说老舍罪行如何严重和我与他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举出的事例就是我写信为那人要来证明信，证明他没贪污。拿出来的物证则是从我家抄出来的画。那画是我结婚时林斤澜特意到老舍先生家中取来的。当时老舍一边替我找画，一边说：“友梅是山东人，我得找个跟他有点关系的画才称心。”费了半天劲找出一幅松小梦的画来。他亲笔写道：“松年字小梦，为宦山东，以书画名。老舍，一九五三年三月。”因我对此画爱不释手，发配到东北我还带着它，不时拿出来观看。我一进牛棚，造反派连我的被褥都拿去自己盖上了，这画自然也就早成了他们的战利品。挨斗的时候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等我被斗完，站在一边为别人陪斗时，我忽然发现那些写在立着的牌子上的名字，多是已经过世的人，心里马上咯噔一下。再一回忆造反派们批斗我时，反复说“死有余辜”、“遗臭万年”之类的话，我突然心有所悟，估计他已离开这红海洋了。
开过会后，造反派头头还找我谈了几分钟话。问我：“你对今天的大会有什么想法？服气不服气？”
我说：“我服了。”(后来看到有些朋友写的回忆录，才知道别人都那么铮铮铁骨般与造反派英勇搏斗，我真感到无地自容。只能腆见着脸活着就是。)
造反派头头说：“你有进步嘛，为什么这一回服了？说说活思想。”
我说：“要是老舍都已经被打倒在地踏上了一只脚了，我就没什么可委屈的。”
“就这一点？没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说：“那倒是也有一点。就是我只是在老舍领导的部门工作过，还不够做他黑爪牙的资格。更称不上他的徒弟或学生。你太抬举我了。”
他说我这是狡辩，推脱罪行，原则认罪，具体否定，是反革命分子已经用惯的坏招，造反派决不上我的当！
永远的巴金
巴金先生百年寿辰，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文人，对有理想追求的读者，都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50多年前读先生的书，想像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严肃。“*****”结束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团长是巴金，我被任做秘书。第一次在这位大家身边工作，就出了个大漏子，刚到东京宾馆，就发现团长的行李不见了。到机场去找，机场说北京根本没运来这件行李。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见巴金和全团。巴老的衣服和准备送大平首相的礼品都在行李中。这下可把巴老女儿小林、翻译陈喜儒和我这个秘书急坏了。日中友协古川先生和我国驻日文化参赞听到后亲自出马和机场交涉，请他们与北京联络。查问结果是巴金的行李被发往上海去了。急得我们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巴老虽然也着急，却不生气，反倒和颜悦色地来安慰我们说：“先去吃饭嘛，这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急！尽量想办法补救。看看谁还带有合适的礼品，另选一件。给我临时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们急坏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幸好经过多方联络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运到了东京，解了燃眉之急。从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纰漏。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时，我身边的日中友协负责人秋岗先生突然问我：“邓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无准备，一下被问懵了。“*****”刚过去，我谨言慎行，从没跟人说过自己在日本劳动的经历。没想到日本人的档案却如此清楚。我慌忙说了声：“谢谢，请让我跟团长商量后再回答您。”马上走到林林副团长身旁，胆怯地向他忙做汇报，并说明我决没有对日本朋友说过我的历史，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林林同志点点头，低声说：“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团长商量以后再作回答。先谢谢人家。”回到座位上向秋岗先生再次致谢意，坐下来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领导研究起来一定要很费时间。车子到游览地，刚下车就见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声商量起来，不一会就招手把我叫了过去。林林同志笑着说：“团长同意叫你去。”巴金先生温和地笑着对我小声说：“去吧，去吧。当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国作家代表团身份回来，显示了中国的变化嘛！好，好！”
这样。到达广岛后。全团都去宫岛参观时，由秋岗家荣先生陪着我去了山口县德山。本来我对这一个人活动很胆怯，正是巴金先生这几句话，大大增强了我的自豪感自信心。使我重访30年前的劳动故地之行，顺利而得体。
自此之后，我对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细心阅读，进一步体会到巴金先生洁身自律，真诚做人的高尚风范。他像一面镜子，面对其慎独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们会照清自己灵魂中的不洁。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贤祠”的卢梭铜像下站住了脚步，耳边就响起了巴金先生1979年站在这座铜像下的独白：
“我想起52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从那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激流三部曲”那样的巨著，还是有感而发的随笔散文，发出的都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心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有无数人是看过《家》《春》《秋》后，决心推翻专制，腐朽，残酷的旧社会，投身参加革命的。拨乱反正后又有多少人读了“随想录”的“说真话”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个新境界。
“说真话”三个字，绝不像有人讥讽的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说别人的事讲真话不易。讲自己说真话就更难。“*****”已经过去近30年，当年紧跟“旗手”裙带、批斗别人起家，靠写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样板戏受宠的人物，今天谈起往事时，能“说真话”的占几个百分点？但巴金先生曾在当时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只脚，却仍在反思中自我忏悔，早在1978年拨乱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个人苦难来诉说历史，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
说真话，做真诚人，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的灵魂开刀，自责自审。达到“慎独”境界。“说真话”，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本人经过十年磨难，重新出土后，也曾写过倾诉，揭示过某些人在那历史环境中的恶行，白以全是“真诚”，但很少谈自己当时隐蔽的心态。更没想到我本人对这场“*****”也有应负的责任。经巴金先生这块明镜一照，就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软弱和虚伪。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样说自己的——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自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记得70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作过我的专家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我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责任还在我自己。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斗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徜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抚躬自问，像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又何尝没有过？在20几年的监督改造中，我想过。做过的丑事远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没勇气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怀着忏悔心情把剖析自己灵魂的结果公之于众，恰在这无情的自剖中闪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复苏，因为他在审视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了与自己当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准有了差距。脱离了他在20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论理学”时所信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等做人标准。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用这些准则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去写检查，去讲假话，去批判人。这无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华。
他在世界笔会东京大会上演讲“文学生活50年”时讲到“*****”，他说：“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演讲完后，一位日本朋友赶上前来对他说：“你批评了自己，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巴金先生当时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事后巴金先生对我们说：“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使我头上直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朋友们对他如此严厉地自我解剖，自审自责，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担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说：“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也有人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写了，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还有人更直率地说：“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厌倦？”
但是巴金先生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坚定地说：“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巴金所以有这勇气与毅力，因为他60年前就立下过誓愿：“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今天，对巴金先生百年寿辰最好的纪念，是记住他的座右铭：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恭送孙犁师长
在**报纸上，突然见到京津文人与孙犁遗体告别的照片，愕然良久。再次感到一个令人信仰、崇拜的文学时代，一个招人敬佩、追随的文化群体，从我们身边远去了。
我想读读悼念他的文章而排解我的哀思，但在**看不到内地有关文章。我想写篇回忆文章表达后辈的怀念，但心中一片痛乱，集中不起思想来。只模糊地想到，孙犁在文学上独特的成就已得到无可置疑的公认。这是人们经过数十年审视、琢磨、体味而得出的结论。半世纪前似乎还不是这样。
孙犁许多名作如《荷花淀》等，都是抗战期间在延安报纸上发表的。我在新四军当小兵时很爱读书，有空就去随军新华书店里免费看书。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艾青的长诗都在那里见到的，但没见到孙犁的名字和他的《荷花淀》。也可能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状态，书籍交流不易。但报纸上介绍延安等地出版的名作也没太提孙犁这个名字。
建国后进北京，我住霞公府，出门拐弯就是新华书店，这里经常宣传、推出热点名作，如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如《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王贵与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高乾大》、《火光在前》、《漳河水》……也许是由于我的粗心，仍然没在显眼位置见到过孙犁的著作。也许在那时孙犁的著作没被视为热门作品。
我读的第一本孙犁著作《采蒲台》是在疑有统战色彩的“三联书店”买到的。读完之后颇感意外：写的也是抗日军民的艰苦斗争，画的也是根据地的革命图像，却不像喝胡辣汤那样热血沸腾，慷慨激动，而是像嚼青果般淡醇爽口，清心明目，余味无穷。原来歌颂抗战，可以有不同的节奏和音色，同样描绘人民，可以有不同的构图和色调。原来文学是允许有个性的。可以在同一革命目标、人生理念之下，各有自己的心灵感受，语言风格，审美视角，从而写出不同的作品。桃花红梨花白，各按各的意思开，这才叫百花齐放！莺啼鸟叫，各有所好，这才算百家争鸣。
闲聊中发表了对孙犁的读后感，很快得到一位朋友的善意提醒：“青年同志还是多读点正面反映革命斗争、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好。”我说：“孙犁写的也是根据地生活呀。”他说：“你没发现对他的作品宣传不那么热吗？”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直觉上感到孙犁作品是知识分子味儿的，是用知识分子语言写知识分子眼睛看到的抗战生活，弄不好就有小资气。我说：“我觉得他的作品读起来蛮有味的嘛。”他说：“所以我劝你还是多读点正面写斗争的。有的人还为写作中改不掉小资味苦恼呢，你何必赶着去学？”
我并没想到在作品风格、气质上去模仿或学习孙犁同志。此属天性，是学也学不来的。但在文字使用上力求严谨、简练、干净、准确，我确暗以孙犁同志为师。
朋友对我的劝告，当时没起作用。因为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一来，我被认为思想上已达到“资产阶级右派”水平，“小资情调”根本不值一提了。所以，我在劳动改造时，箱中仍藏着那本《采蒲台》，有机会就拿出来翻翻。一直翻到“*****”，翻到“***”倒台，翻到***领导改革开放，翻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社会上、文坛上一致肯定孙犁，连攻击过、反对过、批判过、嘲讽过孙犁及其作品的人都改口称赞时，我才悟到孙犁坚持按自己的人生观作人，按自己的文学观作文，要有多大勇气，要有多高涵养。只要合上书闭眼想一下：以孙犁同志的文字功底，生活素材，要写两部被炒红、作者又出风头的作品并不困难，可是他没写。以他老三八式的革命资历，鲁艺教员的资格，建国后混一官半职也是合情合理，可他没进官场。不当红星，不入仕途也罢了，晚年以其文学成就，革命资历，社会名望，做名副其实的文坛名流，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亮相该是顺理成章的吧，他却婉拒谢绝，退避三舍，静悄悄地躲在他芸斋窗下写他的随笔短论。我没见他写过鼓吹淡泊名利，淡泊人生的文章。但他事实上画出了一幅忠实于自己人生观、文学观的当代革命士人的标准像。细看这幅像才发现，一个不吹不擂，不争不喊，静心为文，默默奉献的人，要比另一类人勇敢，坚强，有毅力，还要比他们更有本事。
孙犁同志对年轻学子的关心与爱护，韩映山、刘绍棠等文友的文章和谈话中有更丰富而亲切的描述，我没有多少话讲。我感激孙犁师长关心过我的作品，并写文章鼓励的往事。也曾暗地以他的文章为范本，在写作语言上作过点磨炼。但从不敢承认有做他学生的资格。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他们那个文学时代的受益者和追随者。那是个将传统中国文人品质与现代革命精神结合的时代。他们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神，以笔代枪走上抗日战场；他们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情，为新中国建国或歌唱或呼喊；他们把写作视为革命手段，但并不压制自己的文学个性。他们自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恰恰因此而对真、善、美有更真诚的热爱。他们有得意的时候，越是得意之时越看到自己的不足处，从不得意忘形。他们有很多被曲解受委屈的时候。越是这种时候他们越顾大局、识大体，坚信“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好文人很多，好人类型也不止一种。孙犁师长只是其中一类，是这一类的典型。我敬爱这一类型，敬爱孙犁师长。为他的离去深深哀痛。像这样的文人太少了。
长存人间光未然
去年我写了段“会余杂谈”，说老作家们来开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多带有“告别”心态。文章刚发表，就传来张光年先生谢世的消息。作家协会召开“光年同志追思会”，我回忆起一些往事。
我12岁参加抗日军队，学会两首军歌，一首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另一首就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老兵唱一句我学一句，既不知歌名叫啥更不知作者为谁。过了两年，新四军文工团需要演小孩的演员，见我能说国语脸皮也厚，调我进了文工团，这才知道“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军歌，早已过时不唱了。而“风在吼，马在叫”则是革命歌曲经典节目《黄河大合唱》中的一段，日本投降后，为接待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领导的“和平执行小组”，我们又重新排演了《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三字深深印进我的心中，并奇怪地想：写出这么震撼人心的作品还叫“光未燃(然)”，怎样才算“燃”？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参加“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去大凉山，在西昌小市上收集到一只彝族特有的工艺品——鹰爪杯。用鹰的腿、爪和腹皮做成高脚杯，以生漆刷成红、黄、黑三色。彝族朋友说这杯很贵重，我无意间得了件珍宝。北京同来的人中有一位音乐家杜矢甲，曾在延安鲁艺任教员，我唱过他写的歌“什么花开放朝太阳？”此人资格老却没有架子，跟我相处很好。我买回鹰爪杯时他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访问团工作结束，回到北京，他对我说：“把鹰爪杯原价卖给我吧。你拿它没用，我却十分需要。”我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文物，我很喜欢。你有什么特殊需要？”他说：“我要去看个人，想找件有民族特色东西送他作纪念，一直没找到。只能求你割爱。”我问：“你要去看谁，如此令你敬重？”他严肃地说：“光未然！”
没想到对我无限遥远的一颗明星，被他一句话就拉近到了身边。我二话没说，把鹰爪杯交给了他，并拒绝他回报任何东西。他只好说：“那就算咱俩人送的好了。”
此事过去也就忘了。过了两年，工作变化调整住房，我搬到了北京铁狮子胡同三号。这里是周边四合院围着中间一栋洋房。洋房中住的有曹禺、沙可夫；南北平房中也住有欧阳予倩和贺敬之。洋房大屋夹缝中的简陋小屋，就住着几个文艺圈的无名小辈。初来乍到，另外几处房住的是谁就不大清楚。有天晚饭后，隔壁一个小伙伴来问我：“你会不会打扑克？黄叶绿同志找人打扑克，缺一个人。”我说：“黄叶绿是谁？”他说：“见面就认识了，你在院里见过。”我就随他去了院子东北角的堂屋，一见黄叶绿果然面熟。在参观她家书房时，我忽然发现那只鹰爪杯就摆在柜子上！我问道：“这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她说：“是杜矢甲送给光年的。”领我来的小伙伴这时才说：“你还不知道叶绿是张光年同志的爱人呀？那你总该知道张光年就是光未然吧！”
张光年就是光未然！我刚才还真没转过这个弯来。经此一提，才明白我正坐在他家里。
玩了几圈牌，光年回来了，才知道我天天都在院中碰面，穿一身粗呢中山装，戴顶干部帽，走路子稳，说话很慢，40来岁的这位中年人就是张光年，也就是我景仰多年的光未然。
借了鹰爪杯的缘分，从此开始与光年半个多世纪的联系。奇怪的是，几十年来我始终未能把跟前的张光年和心中的光未然合成一体。一位是热情，敏捷，是易于亲近的浪漫诗人；一位是作风严谨，深沉，有政治修养的文化官员。对前者崇敬，亲切，感情上有呼应；对后者尊重，信服，却隐隐有一点间距。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断绝了与多数朋友的往来，当然也不和光年接触。“*****”中，作家协会已被红卫兵冲垮砸烂，其领导成员都被定为黑帮黑笔杆子。我在外地劳动，听说老师张天翼也被打成了反革命。我放心不下，回到北京后冒着危险，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挤进作协大楼探听消息。一进门就碰到几个红卫兵手执皮带，监督几个带着白色袖标的老年人在劳动。最前边张光年和张天翼抬着张大办公桌正往门外走。我脱口“啊”了一声。他两人一看是我，忙用眼睛示意叫我不要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又故意装作没看见我。疾走出大门。我与他俩擦身而过，只好叹口气去看贴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好多就是“揭发深挖反革命黑帮头目张光年”的“反党罪行”。从这里知道张光年曾为文艺界一些人和事说过公道话，甚至为某些人物和事件去奔走求助。看过大字报也就会想到：在作家协会主持日常工作并兼文艺报的主编，天天处理具体的、麻烦的、并牵扯到一些人切身利益的事务，能不得罪人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十件事中处理错一件只占他工作量的十分之一，而对当事人而言其伤害就是百分之百，并由此结下仇怨。更何况有的事虽由他出面处理，实际上是他在遵守“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看来红卫兵“揭发罪行”也起到点好作用，就是使人增加了对官场人员的了解与同情。
“***”垮台，***领导拨乱反正，文坛再现生机。一批1957年被打下文坛的作家又成了出土文物，成为“重放的鲜花”，张光年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分久必合，我又被调到光年麾下工作。经过几十年磨难，间距似乎消失了。他以前和小辈之间只谈工作，我们在他家打牌。他也从不参与。这次重聚，他有时竟谈起私房话来。有一天我搭他的车从作协回家，在车上闲谈时，从我的《烟壶》谈起，他说他以前对逛小摊，收古董也很有瘾头，50年代常到琉璃厂去以“捡漏”陶冶性情。不然杜矢甲也不会把鹰爪杯从我手中要来送给他了。我问他那只鹰爪杯还保存着吗？他笑道：“这真是缘分，“*****”红卫兵抄家，把所有书画、文物，不管真的假的，一律没收抄走。搬不走就当场砸烂烧毁。只留下两件东西没有动。一件是个古瓷画缸。当时我故意用它装了水，他们以为是小水缸，留下了。其实这倒是很有价值的一件。再一件就是那个鹰爪杯，当时扔在墙角里，满都是土，他们用手摸摸说是‘牛皮做的！’就扔了，结果保留了下来。等一会儿到我家下车看看再走吧，也算纪念。”
30年前我是他铁狮子胡同那个家的常客，30年来他忽而被重用，忽而被打倒，一会儿住北京干部宿舍，一会儿发配到外省干校去劳动改造。今天他家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哪知我到他新家一看，竟然还是那副简朴的格局。书画摆设反比当年还少了。因为被红卫兵抄走后没退回来。惟一比当年多出的一件“现代化”产品是台黑白电视机。
不久，应日本友人之邀，光年当团长，带作家代表访问日本。我当时正负责作协对外联络工作，和他商量出访日程时，便对他说：“您那个黑白电视机太落后了。这回带个彩色的回来吧。那边彩电质量好，价钱低，不像咱们要购物票，咱们出国人员都有一个指标。”
他却苦笑着低声对我说：“人家票是不要，可钱还是要的哟。我哪有这么多外汇买彩电呀！”
他见我似乎不信，便解释说：“我写作旺盛期，正在抗战，没有稿费可拿，现在有稿费拿。我没时间写作了。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哪里有钱买彩电？”
我听了真的很震动。一位国内外知名的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唱了半个多世纪唱遍国内外，今后还要继续唱下去《黄河大合唱》的作者，竟然连买个彩色电视机的财力都没有。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90年代，光年才算完全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撤到二线，操劳奔波半个多世纪，得到安心写作机会，已年过80。因此，在一年前连续接到光年托人送来他签名的新作《<文心雕龙>语体翻译本》和厚厚两册《日记选编入令我钦佩不已。连夜给他写了封感谢信连同我的两本著作叫作协转交给他。相识半个多世纪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他。
去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来与大家合影时，恰好光年与我的座位挨得最近。我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见他虽身体清瘦，但精神抖擞。我说：“您看起来身体很好！”他苦笑着小声说：“癌，又有新的发现。”
我震惊得一脸茫然，不知说什么好，他反倒安慰我说：“暂时还没什么，不必担心。”
会开完我就到**。没出十天，就看到了他西行的消息。
张光年同志走了。但诗人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伴奏下，长存人间。
致苗得雨“谈丁玲的一次讲话”
得兩：
意外地在《今晚报)上读到了你(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的稿子，想为你请功(只是一时不知向谁去请)。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很可能是孤品。因为那天丁玲来我们宿舍事先并没通知，来后也没特意集合学员，随随便便。谁碰上谁参加。到场人不多，记笔记的人更少，(她反对说点什么学员都记。)经过40多年风霜雪剑，同学们有的离开人间，有的退出文坛，我等的笔记文稿又麻烦红卫兵、造反派们多次查抄烧抢，早已消失殆尽。你居然保留住这珍贵的记录，文坛何幸，学界何幸！我写这封信并公之于众，就是想为你作证。证明你的记录是真实的。除因口音关系，有个别字听错，其余全部真实。
记录十分宝贵，不过她当时谈得很零碎，记也难成系统。有些“话出有因”之处，不了解其背景，只从字面很难领会其中奧妙。你说：“因系记录，每个意思会有一些前(言)后语，应全面并有分析体会。”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为此，我觉得有些地方作点注释怕是必要的。只举一处为例：
你记有这么几句话
“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看书要滚到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话挺简单，但只从字面读懂，并不能理解真正含义。因为她有的放矢，是针对二期学员的活思想说的。
咱们二期学员和一期一样，专招革命历史较长，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但没有机会进学校受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他们有较厚实的生活积累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有主动自觉的学习态度有学以致用明确目标。初入学时所里怎么教大家怎么学，如饥如渴，颇为满意。但学过一学期后，感到这套教法和学法颇有不足之处了。
50年代初的“一边倒，学苏联”，虽没像“*****”中学老三篇那样要“当作座右铭来读”、“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却也形成了一套模式。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捧为文艺工作者的不二法门。把信奉不信奉这套学说看做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在这个政治性的前提下，不同艺术门类又搬来各自样板。如演戏的，就要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路子演。有个京剧班要排《群英会·借东风》，新派来的“导演”就要演员写诸葛亮“角色自传”，替曹操找“内心独自”！科班出身的老伶工一夜之间忽然都变成“丸子”。要写诗，不学马雅可夫斯基也要学莱蒙托夫、普希金，甚至模仿他们的造句(大家不懂俄文，实际上模仿翻译的文字)。有同学开玩笑，模仿“苏式诗”编了个顺口溜：“某某诗来作，看见马雅可，厕所讲卫生，保卫那和平……”
听课也听出一套程式：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管讲屈原、曹雪芹还是讲歌德、但丁，内容都相似：一、时代背景；二、作者生平；三、主题思想；四、故事结构；五、人物塑造……(也就是丁玲说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论述词汇也多苏联式的套话，再生动的作品经这么一讲也变成一篇政治图解，枯燥无味。
我们的学习是自学为主。按文学史的顺序读书。读书又分精读和浏览。凡马、恩、列、斯(当时还不包括毛)等革命导师肯定过的作品属“经典作品”，都要精读。这本来是我们喜欢的好事。但要求按讲课堂上那套程式解读，读完还要按“时代背景，作者生平……”这套规矩写论文，就变成苦差事了。像我这样悟性低的人，有的作品尽管革命导师夸好，可我就看不出兴趣来。导师夸奖歌德，可我一读《浮士德》就打盹；导师肯定但丁，可一读《神曲》就犯困！硬着头皮当作革命任务读了，读着如同嚼蜡，读完脑子发蒙，什么也记不住！
我们把学习中这些困惑反映给所里，并请他们直接汇报给丁玲。大家明白这套模式是经领导认定的，有政治含义的，故做好了被丁玲反驳，挨丁玲批评的准备。
没想到丁玲竟做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说按“主题、构思……这套顺序来读书，读倒是读明白了，可写作时一点用不上。”她竟说：“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那应该怎么读呢？
她的主张是：“看书要沉到(书里描写的)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对读书与创作的关系她说：“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的活说有点新潮、前卫！我们这些年轻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悦耳目一新。我们再读书、写作就可理直气壮改用我们赞同的办法。但她的话传到别人耳中也引起了另一种反映。1957年丁玲被错划右派后，二期学员全都召回讲习所集体解毒。有的同学被错划成右派，原因之一就是向别人传达过丁玲这次讲话。
得雨，我觉得只有了解这些背景材料，再读你的记录感受会大不相同，也会对丁玲有更多理解。顺便说一句，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因为我们了解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求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谢谢你保存并发表了这篇记录。今年是我们老所长丁玲同志谢世12周年，你发这篇记录是最好纪念。
祝你
身健笔健
邓友梅
一笑泯恩仇
近几个月，北京文坛飘起一缕不大不小的温馨之风，吹得银发一族泪眼含笑。连中青年也跟着激动感慨。风源来自两封信。而信又是由徐光耀的一篇文章引出的！
徐光耀写了一篇2万多字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发表在今年初文学刊物《长城》上。写的是1957年那场风暴中，他在文学界，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亲身经历。写了他从青年作家落进右派分子泥潭的经过。中国作家协会反右的第一大案就是“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光耀和我都是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被视为“丁玲小集团”的成员，光耀写了他奉命违心地揭发丁玲“罪恶”，却仍没逃出自己也被划为右派的命运的经过。
文章写到了许多人和事，有一段写的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刘白羽先生。批判丁玲的大会多是由刘白羽主持的。徐光耀写他奉命参加大会，会前有人用劝告口气指点他：“你是丁玲和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又嘱咐他，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主席审阅。
徐光耀并不掌握丁玲“犯罪事实”，而不发言又不行。苦思了通宵，只得把以前回答作协调查写的信中不利于丁玲的“事实”单挑出来列为罪状，重点放在对丁玲的“批判”上。最后(对丁玲)写道“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
发言稿开会前就交给了刘白羽，会上却没叫他发言。接着徐光耀写道：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跟前，右手忽的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抓住，到听清“你还‘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到圆柱后边去了。
……
光耀文章引起轰动，尤其是我们有共同遭遇的同学，读来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同时，我在阅读中也产生点疑问：像刘白羽先生这样被真名实姓写到的当年领导过反右的人，看了有何反应？会下会把已经淡漠了对立情绪又提升起来7
过了不久，河北省召开《昨夜西风……》的研讨会，我们几个同学赶去参加。除了向光耀热烈祝贺并称赞他的杰作外，我也悄悄问他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可曾还听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反映？他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看。我先看了一下署名，只见恭恭正正签着三个字：刘白羽！
我急忙从头看起：——
光耀同志：
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要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
光耀同志！其实我是敬重你的，因为抗战时，我到过冀中、冀南，我多么希望有一本血与火的书，终于读你的《平原烈火》你为受尽折磨的人民，你为枯骨如霜的死者，发出忠贞之声，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写出这样崇高的书。我们向你致党的敬礼！
如果可能请出版社给我一本2000年1期《长城》(即发表徐文的一期)，因为手上一本还要还。我没有你的详细地址，只好寄出版社。……
刘白羽
我看得眼睛被泪水模糊起来。我说我很感动。光耀说：“我也很感动。可是也有人怀疑这信是否出于真心。”
我说：“怀疑什么？白羽同志是80多岁的人了，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对名利皆无所求，无所求就无所惧，而且没人逼他，劝他表态，出自良心写下这自责自疚的文字，我们敬重还来下及，怎么可以怀疑？有几个人做到这一步！怀疑白羽是作秀？倒退一万步讲，就是作秀也比死不认账的人强，至少是承认当初错了。你没见有些*****的受益者，至今还花言巧语粉饰他们当年的行径呢！”
光耀点头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已经给白羽同志写了回信。准备得到白羽同意后，两封信一块公开发表。
果然，不久报刊上和白羽的信一起登出了光耀的回信：——
刘白羽同志：
今年2月是老舍先生95周年诞辰。想起一些往事。
44年前，有一天我坐在北京东单三条一间屋跟朋友聊天，那里是“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一间客厅，大家在等候开会。上次会我没来，偏偏那天老舍先生来了。他们谈对老舍的印象，我插不上嘴。听他们谈的带有太多恭维、崇敬色彩，跟我从小说中得到的印象不大一样。我想像他是跟拉车的、开店的都能论交情的平民文化人。他们说的更像是位地位高人一等，派头很大的教授名人。正在疑惑，一阵脚步声，从门外走进几个人来。最前边是位大高个，顶着干部帽，穿着件清河制呢厂出的粗呢干部服，裤子上有香烟烧的洞；中间一位穿着崭新的棉干部服，没戴帽子，微微有点“水蛇腰”，胸板挺得不直；最后一位个头不高，戴一顶英国呢子礼帽，穿一身剪裁合体、面料考究的绛色西装，戴金丝眼镜，手执“司提克”，活脱是个洋绅士(我并没见过洋绅士，这洋绅士的印象来自狄更斯的小说)。
前边这人我认识，是尊敬的赵树理同志。中间一位也知道，是我仰慕已久的端木老大哥；这最后一位大家就招呼他：“老舍先生。”
真的跟我想像中的老舍没对上号！
人们站起来抢着握手，端木没戴帽子赵树理不摘帽子，两人握手都应付自如。老舍右手拄着文明棍，一进门就摘下帽子托在左手上了，两手都不得闲，就有点措“手”不及。他眼睛往四处瞧了下说：“找不着钉子，帽子还是挂在头上吧。”把帽子挂在头上，这才腾出手来跟大家相握。大家都笑，他却面不改色，一本正经地跟大伙寒暄。
散会时，他对身边的人说：“明儿个上我那喝酒去吧，我有酒，你们带豆腐干花生豆怎么样？”回头又冲我找补一句：“你还小，就别跟我们学坏了！”
我觉得跟想像中的平民作家对上号了，还觉得老舍就该穿西服拄文明棍。直到后来有一次在他家中见他身穿长袍，脚蹬老头乐棉鞋，才觉得这样更对路。
“大众文艺研究会”是北京文联成立前，由李伯钊、赵树理、康濯、马烽等挑头的一个文学团体，是团结“大众大学”作家的一个团体。北京解放后写武侠、言情、侦探小说的通俗作家和小报撰稿人，一时没了章程。如李薰风、陈慎言、郑证因、梅娘等，一向卖文为生，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如今照老路子写的作品没市场了，“革命小说”一时还写不来，又没大锅饭吃，生活发生困难。连张恨水、还珠楼主也很拮据。“创研会”就组织他们学习，采访，写些反映新生活的作品，并设法帮助一些人安排工作。从解放区来的作家和刚从大学出来的文学青年参加进来，一面向他们学习，更主要的是协助工作。那天开会谈的题目就是怎样帮助通俗作家们写出反映新生活的作品，解决他们生活困难。老舍先生出主意说：马上写成本大套的作品有困难，可以从最容易的人手。比如整理点民间传说，替曲艺界、戏曲界改点旧段子、旧剧本。他说：“拿大鼓说，有的段子人们都听熟了，会背了，可是谁也不懂什么意思，因为要么太文要么不通，唱的听的都糊涂多少年，解放了总不能再糊涂下去了吧。把它们改顺了，能听懂，这用不着学多少革命理论，伸手就能办嘛。拿《白帝城》说，是名段子，开头几句你们听得懂吗？”说着他点着一支烟哼了起来：
“壮怀无可与天争，泪洒重衾病枕红。江左仇深空切齿，桃园义重苦伤情。必根傲骨支床瘦，一点雄心至死明。闲消遣酒后茶余谈今古，唱一段先主托孤在白帝城。”
哼完他笑着问：“什么叫‘无可与天争’，怎么个‘重衾病枕红’，‘一点雄心至死明’是何意？而‘壮怀’、‘傲骨’又太文了，谁的耳朵能听懂？相声该改的更多了，大家先把容易做的做了，我想法给你们找唱家，找地方发表。要嫌这活小丢了身份，我带头先干。”
他刚从美国回来，家还没安下，人们把这话只当表态，并没当真。谁知没过几天，大众创研会的刊物《说说唱唱》就登出了他写的“太平歌词”《中苏同盟》，电台上播出了他改的相声段子《维生素》。随后《光明日报》就连续发表了他改编的相声段子《绕口令》、《假博士》和《铃铛谱》。大家才知道老舍不光说说，是动真格的，这时是1950年上半年。文化班头，知名作家，从美国回来竟用这些作品打炮，不仅令人叫绝，更令人起敬。看到了热情爱国，助人为乐，不摆谱，不拿大的老文化人本色。我不知这对别的文学青年有什么影响，反正那一年西河大鼓唱了个新段子叫《张树才舍身炸碉堡》，就是我受他感召写出来的。是我终生惟一被演唱的曲艺作品。
不久北京市召开了第一届文代会，成立市文联，老舍先生当选为主席。我也调到文联工作，就几乎天天见面了。老舍先生这主席当得很认真，风雨无阻，每日上午必到机关办公。但他又是我见过的最不像主席的主席。对属下像对家人，只有平辈与晚辈之别，没有职务高低之分。跟我们最大的不同是他特别注意仪表的整洁。我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工作，他常上编辑部来闲聊，他的整洁跟我的邋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就住在编辑部对门，有天我就穿着裤衩背心进了编辑部，正碰了他坐在那儿，他看见我先是一愣，随后笑笑说：
“小邓，把衣裳穿齐了再忙事儿吧，大小咱们也是个衙门不是，来个人看见招人笑话！”我从此开始注意整洁。我们写的习作他不仅亲自过目，而且评点。有次我写了篇凉山彝族的故事·里边有段描写！说：“山谷中的雾气，夜间落到草叶上变作露珠，太阳升起后又化作白云升到空中……”写完自己还很得意。交给编辑部后，老舍先生批了几个字拿回给我，上边说：“云是云，雾是雾，露是露，你别瞎搅和。”那时我正崇拜苏联文学，连文风都模仿翻译文字。写文章绝不说“河边有三棵树”，而要写成“树，一棵，两棵，三棵直直地美丽地拉开距离排列在那看得见激流听得见水声的河上，挺立着。”有回我问老舍先生：“人家说我文章写得不顺溜，您说怎么才能顺溜？”他说：“写完了自己关上门先大声吟念两遍，自己念着顺嘴，不打夯儿，它就顺溜。要是连自己念着都绕口令似的，人家也看不顺眼厂这点教导，我受用了一辈子。至今写完文章还要关上门先念一遍。有不顺溜的地方，坚决改过。
除去公务，老舍还爱揽“闲事”，在他身上分不清哪是分内的事哪是分外的事，甚至有点“公私不分”。解放初期不光写旧小说的作家生活困难，国画家们日子也不好过。齐白石的画在中山公园展销，一幅中堂定价40元人民币还卖不动。陈半丁，于非间更不用提，有位名画家揭不开锅，裱画师傅知道老舍爱画，出于同情，拿了几幅画去找老舍说：“这位先生过不去年了，好歹您留下他幅画得了，价钱由您定……”老舍先生掏出几十元钱给来人说：“这点小意思拿去请他先垫办一下，画我不敢留，艺术是无价的，我哪能随便留人家画？”事后就跟文联的同志们说：“这国画家也是我们团结对象，得替他们想想办法。”在他倡议下成立了个“北京市新国画研究会”，组织大家学习和写生，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当时正重，新翻修天安门。他就以文联名义跟有关领导请求，把天安门内部宫灯、隔扇的绘画工作全为国画家们包了下来，解决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老舍每天上班，总在胡同里碰见两个算命的盲人，见他们生活困难非常同情，又跟文化局和文联同志们说：“解放了，人们不迷信了，这算命的瞎子没生意了。他们里边多数人都能弹会唱，把他们组织起来，教他们为新中国唱歌，既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又扩大了我们宣传队伍，不是一举两得吗？这事咱文联、文化局也该管吧？”就在他的倡议、奔走下，北京市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盲艺人学习班”。他们下乡下厂，演唱歌颂新中国的节目很受欢迎，还整理了一批传统的曲艺段子，成为一个出色的残疾人演出队！
1957年因为阴错阳差，我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开批判会时，老舍先生对我一言未发。我去劳动改造后，有一次放假回家，见到老舍先生在场，我想躲避，但他看见我了，忙叫道：“这不是小邓吗7你躲什么？”我红着脸说：“犯了错误，不好意思见您。”他沉默半天，说道：“好好干吧，你还年轻呢不是？来日方长嘛。”
后来我去了东北，再没跟他联系。东北有个剧团，演出了老舍的剧本《女店员》。1965年那剧团派人到北京给老舍先生送演出税。老舍看他的介绍信，便问：“有个北京去的邓友梅，你们认得吗？”那人说认得。老舍就说：“回去告诉他，我问他好。叫他好好干。”那人回来后转告了我，我很感动。过了一年，那剧团搞什么运动。那人忽然跑来找我说：“老邓，你得帮我个忙，不然我没法活了。”我吃惊地问：“什么事？”他说剧团里有人诬告他贪污，他不承认，便派人到北京老舍先生家查证。不料，老舍先生家记的账真跟他交的收条数目不合。账上比收条少好几百元。那人哭咧咧地说：“老舍先生肯定记错了，他要不给我作证，我这辈子就毁了。我要自己到北京找他老人家去问清楚，怕他不见我。他既是你的老领导，求你写个信请他见我一见……”我说我自犯了错误，跟老舍先生已不来往。他说：“我去时他还叫带话问你好呢，你不能见死不救！”
我实在不好推脱，就冒昧地给老舍先生写了封信交给他。信中只说此人有事求助，请老主席见他一见。对此事我不了解，一切由他面谈。
过了些天，那人回来了。欢天喜地来看我向我道谢。我问他到底怎么回来，他把老舍先生写的证明抄了一份拿给我看。上面说：“该同志送来的演出税确是800元。但我只交家中500，其余300留下买烟抽了。特此证明。”看完我不由得大笑。春节期间，我回北京探亲，有天去青年宫看戏，正碰上老舍先生。我这回没躲避，赶紧凑上前去问候，并说：“我那封信写得很冒昧，您没生气吧？”他笑着说：“你解人之难，我生什么气？做人就该这样。”我又笑问道：“怎么您还留私房钱？师母不至于管得这么严吧！”他小声说：“说实在的，我也记不住他给了我多少钱。见他处在生死关头，我想我认了这笔账比他认了强。万一我记错，冤枉了人家，我这一辈子受良心责备；若是他有毛病，我想有了这次教训他也会改过的……”他说得很轻松，我听了真想掉泪。
“*****”开始不久，我就失去了自由，老舍先生拂袖而去的消息我却是在极奇特的方式中猜到的。
“*****”中，造反派每次对我“触灵魂”时，大牌子都挂在我身上，上面写着“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文艺黑线爪牙”等一串封号，打满黑X。有一回在戏院里开大型斗争会，拉上台挨斗的足有十多人。每人除去身上牌子外，还在面前另立了个牌子，字朝外，不叫本人看，但“黑帮”们互相却能看到的。立着的那个牌子上写的都不是挨斗者本人的名字，而是名气比本人大得多的“黑帮头面人物”。斗谁时叫谁举着牌子站到台前去。发言也跟平日不一样，批判那立着牌子上的人比批判本人的内容多。斗争我时我一走向台前，台下就高喊：“砸烂文艺黑线，打倒反动文人老舍，扫清他的黑爪牙。”批判发言的内容也有点特殊，专说老舍罪行如何严重和我与他有“不可告人的关系”。举出的事例就是我写信为那人要来证明信，证明他没贪污。拿出来的物证则是从我家抄出来的画。那画是我结婚时林斤澜特意到老舍先生家中取来的。当时老舍一边替我找画，一边说：“友梅是山东人，我得找个跟他有点关系的画才称心。”费了半天劲找出一幅松小梦的画来。他亲笔写道：“松年字小梦，为宦山东，以书画名。老舍，一九五三年三月。”因我对此画爱不释手，发配到东北我还带着它，不时拿出来观看。我一进牛棚，造反派连我的被褥都拿去自己盖上了，这画自然也就早成了他们的战利品。挨斗的时候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等我被斗完，站在一边为别人陪斗时，我忽然发现那些写在立着的牌子上的名字，多是已经过世的人，心里马上咯噔一下。再一回忆造反派们批斗我时，反复说“死有余辜”、“遗臭万年”之类的话，我突然心有所悟，估计他已离开这红海洋了。
开过会后，造反派头头还找我谈了几分钟话。问我：“你对今天的大会有什么想法？服气不服气？”
我说：“我服了。”(后来看到有些朋友写的回忆录，才知道别人都那么铮铮铁骨般与造反派英勇搏斗，我真感到无地自容。只能腆见着脸活着就是。)
造反派头头说：“你有进步嘛，为什么这一回服了？说说活思想。”
我说：“要是老舍都已经被打倒在地踏上了一只脚了，我就没什么可委屈的。”
“就这一点？没有不同意的地方？”
我说：“那倒是也有一点。就是我只是在老舍领导的部门工作过，还不够做他黑爪牙的资格。更称不上他的徒弟或学生。你太抬举我了。”
他说我这是狡辩，推脱罪行，原则认罪，具体否定，是反革命分子已经用惯的坏招，造反派决不上我的当！
永远的巴金
巴金先生百年寿辰，对有社会责任感的中国文人，对有理想追求的读者，都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50多年前读先生的书，想像中的作者形象高大而严肃。“*****”结束不久，中国作家代表团访日，团长是巴金，我被任做秘书。第一次在这位大家身边工作，就出了个大漏子，刚到东京宾馆，就发现团长的行李不见了。到机场去找，机场说北京根本没运来这件行李。第二天一早日本首相大平正芳就要接见巴金和全团。巴老的衣服和准备送大平首相的礼品都在行李中。这下可把巴老女儿小林、翻译陈喜儒和我这个秘书急坏了。日中友协古川先生和我国驻日文化参赞听到后亲自出马和机场交涉，请他们与北京联络。查问结果是巴金的行李被发往上海去了。急得我们连晚饭都不想吃了。巴老虽然也着急，却不生气，反倒和颜悦色地来安慰我们说：“先去吃饭嘛，这又不是你们的责任。不要急！尽量想办法补救。看看谁还带有合适的礼品，另选一件。给我临时借件衣服穿就是了，把你们急坏就更麻烦了，是不是？”
幸好经过多方联络交涉，上海方面在半夜把行李急运到了东京，解了燃眉之急。从此我格外小心，怕再出纰漏。不料有天坐大巴旅行时，我身边的日中友协负责人秋岗先生突然问我：“邓友梅先生，你想不想到你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去看看？要去我们可以安排一下！”
我毫无准备，一下被问懵了。“*****”刚过去，我谨言慎行，从没跟人说过自己在日本劳动的经历。没想到日本人的档案却如此清楚。我慌忙说了声：“谢谢，请让我跟团长商量后再回答您。”马上走到林林副团长身旁，胆怯地向他忙做汇报，并说明我决没有对日本朋友说过我的历史，是他们主动提出来的。林林同志点点头，低声说：“我理解你，好，等我跟巴金团长商量以后再作回答。先谢谢人家。”回到座位上向秋岗先生再次致谢意，坐下来心中忐忑不安，猜想领导研究起来一定要很费时间。车子到游览地，刚下车就见林林同志走到巴金先生面前低声商量起来，不一会就招手把我叫了过去。林林同志笑着说：“团长同意叫你去。”巴金先生温和地笑着对我小声说：“去吧，去吧。当年的小苦工，今天以中国作家代表团身份回来，显示了中国的变化嘛！好，好！”
这样。到达广岛后。全团都去宫岛参观时，由秋岗家荣先生陪着我去了山口县德山。本来我对这一个人活动很胆怯，正是巴金先生这几句话，大大增强了我的自豪感自信心。使我重访30年前的劳动故地之行，顺利而得体。
自此之后，我对巴金先生的文章就格外细心阅读，进一步体会到巴金先生洁身自律，真诚做人的高尚风范。他像一面镜子，面对其慎独反思，自我解剖的文字，人们会照清自己灵魂中的不洁。
去年我到巴黎，走到“先贤祠”的卢梭铜像下站住了脚步，耳边就响起了巴金先生1979年站在这座铜像下的独白：
“我想起52年前，多少个下着雨的黄昏，我站在这里，向‘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作家，倾吐我这样一个外国青年的寂寞痛苦。我从‘忏悔录’的作者这里得到了安慰，学到了说真话。”
从那时开始，半个多世纪以来，不论是“激流三部曲”那样的巨著，还是有感而发的随笔散文，发出的都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人心声。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青年，有无数人是看过《家》《春》《秋》后，决心推翻专制，腐朽，残酷的旧社会，投身参加革命的。拨乱反正后又有多少人读了“随想录”的“说真话”文章，引起反思自剖，精神上跨入一个新境界。
“说真话”三个字，绝不像有人讥讽的只有“小学二三年级的水平”。说别人的事讲真话不易。讲自己说真话就更难。“*****”已经过去近30年，当年紧跟“旗手”裙带、批斗别人起家，靠写大批判文章，演革命样板戏受宠的人物，今天谈起往事时，能“说真话”的占几个百分点？但巴金先生曾在当时被打翻在地踏上千百只脚，却仍在反思中自我忏悔，早在1978年拨乱反正初期，巴金就提出要超越个人苦难来诉说历史，每个知识分子乃至每个人都应反思自己的责任。
说真话，做真诚人，要以道德为准绳，敢于并勤于对自己的灵魂开刀，自责自审。达到“慎独”境界。“说真话”，有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本人经过十年磨难，重新出土后，也曾写过倾诉，揭示过某些人在那历史环境中的恶行，白以全是“真诚”，但很少谈自己当时隐蔽的心态。更没想到我本人对这场“*****”也有应负的责任。经巴金先生这块明镜一照，就看到了自己灵魂深处的软弱和虚伪。看看巴金先生是怎样说自己的——
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各式各样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的旧社会，旧家庭的人，因此我很有可能用封建地主眼光去看人看事。越想越觉得“造反派”有理，越想越觉得自己有罪。说我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我承认。说我写《激流》是在为地主阶级树碑立传，我也承认；1970年我们在农村“三秋劳动”，我给揪到田头，同当地地主一起挨斗，我也低头认罪……我完全用别人的脑子思考，别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举右手响应。这个举动我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不大好理解。但当时我并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愿意让人彻底打倒，以便从头做起，重新做人。我还有通过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决心。我甚至因为“造反派”不谅解我这番用心而感到苦恼，我暗自对自己说：“他们不相信你，不要紧，你必须经得住考验”，每次批斗之后，“造反派”照例要我写《思想汇报》……我总是承认批判的发言打中了我的要害，批斗真是为了挽救我，“造反派”是我的救星。
记得70年代初我在奉贤“五七干校”的时候，有一个参加监督组的造反派(也作过我的专家组或“打巴组”的头头)发表过一篇“看牛小记”，很得意地嘲笑“牛们”的丑态……我在病床上反复回想十年的非人生活，我不断责备自己，只有盲目崇拜才可以把人变成“牛”，主要责任还在我自己。
在那个时候我不曾登台批斗别人，只是因为我没有得到机会，徜使我能够上台亮相，我会看作莫大的幸运。我常常这样想，也常常这样说，万一在“早请示，晚汇报”搞得最起劲的时期，我得到了解放和重用，那么我也会做出不少蠢事，甚至不少坏事。当时大家都以“紧跟”为荣，我因为没有效忠的资格，参加运动不久就被勒令靠边站，才容易保持了个人的清白。
抚躬自问，像这样的心理活动，我又何尝没有过？在20几年的监督改造中，我想过。做过的丑事远比巴金先生多得多，但就没勇气把它亮在光天化日之下。
巴金先生怀着忏悔心情把剖析自己灵魂的结果公之于众，恰在这无情的自剖中闪耀出道德光芒。看了巴金先生的“随想录”，令人感到道德人格上的复苏，因为他在审视自己在这些运动中的表现时，看到了与自己当年确立的道德人格标准有了差距。脱离了他在20年代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论理学”时所信奉的正义、互助、自我牺牲等做人标准。他承认在历次运动中没有用这些准则去生活去做人，而是为了保全自己而去写检查，去讲假话，去批判人。这无疑是他道德人格上的一次升华。
他在世界笔会东京大会上演讲“文学生活50年”时讲到“*****”，他说：“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演讲完后，一位日本朋友赶上前来对他说：“你批评了自己，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巴金先生当时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事后巴金先生对我们说：“他的话是我没有料到的，使我头上直冒汗。我清夜深思，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朋友们对他如此严厉地自我解剖，自审自责，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为他担心，有人替他不平。有人说：“你的心是好的，可是你已经不行了，还是躺下来过个平静的晚年吧。”也有人说：“永远正确的人不是有吗？你怎么视而不见？听我劝不要写了，不要出什么集子，不要留下任何印在纸上的文字，那么你也就不会错了。”还有人更直率地说：“你还要接受审查？难道十年的牛棚生活不曾使你厌倦？”
但是巴金先生说：“对一个作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艺术的良心。”“我这样想：要是我不把这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从彻底解剖自己开始弄清楚当时发生的事情，那么有一天说不定情况一变，我又会中了催眠术无缘无故地变成另一个人，这太可怕了！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抽打我的心……”
因此巴金坚定地说：“我还要续写《随想录》我是从解剖自己，批判自己做起的。我写作，也就是在挖掘，挖掘自己的灵魂。必须挖得更深，看得更加清楚。但是越往深挖就越痛，也越困难。写下去不是容易的事。不管怎样，我要努力写，努力挖，我相信我的努力不是白费的。”
巴金所以有这勇气与毅力，因为他60年前就立下过誓愿：“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今天，对巴金先生百年寿辰最好的纪念，是记住他的座右铭：尽可能多说真话；尽可能少做违心的事！
恭送孙犁师长
在**报纸上，突然见到京津文人与孙犁遗体告别的照片，愕然良久。再次感到一个令人信仰、崇拜的文学时代，一个招人敬佩、追随的文化群体，从我们身边远去了。
我想读读悼念他的文章而排解我的哀思，但在**看不到内地有关文章。我想写篇回忆文章表达后辈的怀念，但心中一片痛乱，集中不起思想来。只模糊地想到，孙犁在文学上独特的成就已得到无可置疑的公认。这是人们经过数十年审视、琢磨、体味而得出的结论。半世纪前似乎还不是这样。
孙犁许多名作如《荷花淀》等，都是抗战期间在延安报纸上发表的。我在新四军当小兵时很爱读书，有空就去随军新华书店里免费看书。刘白羽的《无敌三勇士》，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艾青的长诗都在那里见到的，但没见到孙犁的名字和他的《荷花淀》。也可能解放区处于被分割状态，书籍交流不易。但报纸上介绍延安等地出版的名作也没太提孙犁这个名字。
建国后进北京，我住霞公府，出门拐弯就是新华书店，这里经常宣传、推出热点名作，如荣获“斯大林文学奖”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如《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王贵与李香香》、《新儿女英雄传》、《高乾大》、《火光在前》、《漳河水》……也许是由于我的粗心，仍然没在显眼位置见到过孙犁的著作。也许在那时孙犁的著作没被视为热门作品。
我读的第一本孙犁著作《采蒲台》是在疑有统战色彩的“三联书店”买到的。读完之后颇感意外：写的也是抗日军民的艰苦斗争，画的也是根据地的革命图像，却不像喝胡辣汤那样热血沸腾，慷慨激动，而是像嚼青果般淡醇爽口，清心明目，余味无穷。原来歌颂抗战，可以有不同的节奏和音色，同样描绘人民，可以有不同的构图和色调。原来文学是允许有个性的。可以在同一革命目标、人生理念之下，各有自己的心灵感受，语言风格，审美视角，从而写出不同的作品。桃花红梨花白，各按各的意思开，这才叫百花齐放！莺啼鸟叫，各有所好，这才算百家争鸣。
闲聊中发表了对孙犁的读后感，很快得到一位朋友的善意提醒：“青年同志还是多读点正面反映革命斗争、塑造英雄形象的作品好。”我说：“孙犁写的也是根据地生活呀。”他说：“你没发现对他的作品宣传不那么热吗？”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但直觉上感到孙犁作品是知识分子味儿的，是用知识分子语言写知识分子眼睛看到的抗战生活，弄不好就有小资气。我说：“我觉得他的作品读起来蛮有味的嘛。”他说：“所以我劝你还是多读点正面写斗争的。有的人还为写作中改不掉小资味苦恼呢，你何必赶着去学？”
我并没想到在作品风格、气质上去模仿或学习孙犁同志。此属天性，是学也学不来的。但在文字使用上力求严谨、简练、干净、准确，我确暗以孙犁同志为师。
朋友对我的劝告，当时没起作用。因为没过几年，反右运动一来，我被认为思想上已达到“资产阶级右派”水平，“小资情调”根本不值一提了。所以，我在劳动改造时，箱中仍藏着那本《采蒲台》，有机会就拿出来翻翻。一直翻到“*****”，翻到“***”倒台，翻到***领导改革开放，翻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社会上、文坛上一致肯定孙犁，连攻击过、反对过、批判过、嘲讽过孙犁及其作品的人都改口称赞时，我才悟到孙犁坚持按自己的人生观作人，按自己的文学观作文，要有多大勇气，要有多高涵养。只要合上书闭眼想一下：以孙犁同志的文字功底，生活素材，要写两部被炒红、作者又出风头的作品并不困难，可是他没写。以他老三八式的革命资历，鲁艺教员的资格，建国后混一官半职也是合情合理，可他没进官场。不当红星，不入仕途也罢了，晚年以其文学成就，革命资历，社会名望，做名副其实的文坛名流，在某些社会活动中亮相该是顺理成章的吧，他却婉拒谢绝，退避三舍，静悄悄地躲在他芸斋窗下写他的随笔短论。我没见他写过鼓吹淡泊名利，淡泊人生的文章。但他事实上画出了一幅忠实于自己人生观、文学观的当代革命士人的标准像。细看这幅像才发现，一个不吹不擂，不争不喊，静心为文，默默奉献的人，要比另一类人勇敢，坚强，有毅力，还要比他们更有本事。
孙犁同志对年轻学子的关心与爱护，韩映山、刘绍棠等文友的文章和谈话中有更丰富而亲切的描述，我没有多少话讲。我感激孙犁师长关心过我的作品，并写文章鼓励的往事。也曾暗地以他的文章为范本，在写作语言上作过点磨炼。但从不敢承认有做他学生的资格。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他们那个文学时代的受益者和追随者。那是个将传统中国文人品质与现代革命精神结合的时代。他们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精神，以笔代枪走上抗日战场；他们怀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情，为新中国建国或歌唱或呼喊；他们把写作视为革命手段，但并不压制自己的文学个性。他们自觉改造世界观人生观，恰恰因此而对真、善、美有更真诚的热爱。他们有得意的时候，越是得意之时越看到自己的不足处，从不得意忘形。他们有很多被曲解受委屈的时候。越是这种时候他们越顾大局、识大体，坚信“退一步海阔天空”。
中国好文人很多，好人类型也不止一种。孙犁师长只是其中一类，是这一类的典型。我敬爱这一类型，敬爱孙犁师长。为他的离去深深哀痛。像这样的文人太少了。
长存人间光未然
去年我写了段“会余杂谈”，说老作家们来开第六次作家代表大会多带有“告别”心态。文章刚发表，就传来张光年先生谢世的消息。作家协会召开“光年同志追思会”，我回忆起一些往事。
我12岁参加抗日军队，学会两首军歌，一首是“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长坂坡前逞英雄”，另一首就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老兵唱一句我学一句，既不知歌名叫啥更不知作者为谁。过了两年，新四军文工团需要演小孩的演员，见我能说国语脸皮也厚，调我进了文工团，这才知道“三国战将勇，首推赵子龙”是北洋军阀时代的军歌，早已过时不唱了。而“风在吼，马在叫”则是革命歌曲经典节目《黄河大合唱》中的一段，日本投降后，为接待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三人领导的“和平执行小组”，我们又重新排演了《黄河大合唱》，“光未然”三字深深印进我的心中，并奇怪地想：写出这么震撼人心的作品还叫“光未燃(然)”，怎样才算“燃”？
新中国成立不久，我参加“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去大凉山，在西昌小市上收集到一只彝族特有的工艺品——鹰爪杯。用鹰的腿、爪和腹皮做成高脚杯，以生漆刷成红、黄、黑三色。彝族朋友说这杯很贵重，我无意间得了件珍宝。北京同来的人中有一位音乐家杜矢甲，曾在延安鲁艺任教员，我唱过他写的歌“什么花开放朝太阳？”此人资格老却没有架子，跟我相处很好。我买回鹰爪杯时他看了一下，没说什么。访问团工作结束，回到北京，他对我说：“把鹰爪杯原价卖给我吧。你拿它没用，我却十分需要。”我说：“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文物，我很喜欢。你有什么特殊需要？”他说：“我要去看个人，想找件有民族特色东西送他作纪念，一直没找到。只能求你割爱。”我问：“你要去看谁，如此令你敬重？”他严肃地说：“光未然！”
没想到对我无限遥远的一颗明星，被他一句话就拉近到了身边。我二话没说，把鹰爪杯交给了他，并拒绝他回报任何东西。他只好说：“那就算咱俩人送的好了。”
此事过去也就忘了。过了两年，工作变化调整住房，我搬到了北京铁狮子胡同三号。这里是周边四合院围着中间一栋洋房。洋房中住的有曹禺、沙可夫；南北平房中也住有欧阳予倩和贺敬之。洋房大屋夹缝中的简陋小屋，就住着几个文艺圈的无名小辈。初来乍到，另外几处房住的是谁就不大清楚。有天晚饭后，隔壁一个小伙伴来问我：“你会不会打扑克？黄叶绿同志找人打扑克，缺一个人。”我说：“黄叶绿是谁？”他说：“见面就认识了，你在院里见过。”我就随他去了院子东北角的堂屋，一见黄叶绿果然面熟。在参观她家书房时，我忽然发现那只鹰爪杯就摆在柜子上！我问道：“这杯您是从哪里得到的？”她说：“是杜矢甲送给光年的。”领我来的小伙伴这时才说：“你还不知道叶绿是张光年同志的爱人呀？那你总该知道张光年就是光未然吧！”
张光年就是光未然！我刚才还真没转过这个弯来。经此一提，才明白我正坐在他家里。
玩了几圈牌，光年回来了，才知道我天天都在院中碰面，穿一身粗呢中山装，戴顶干部帽，走路子稳，说话很慢，40来岁的这位中年人就是张光年，也就是我景仰多年的光未然。
借了鹰爪杯的缘分，从此开始与光年半个多世纪的联系。奇怪的是，几十年来我始终未能把跟前的张光年和心中的光未然合成一体。一位是热情，敏捷，是易于亲近的浪漫诗人；一位是作风严谨，深沉，有政治修养的文化官员。对前者崇敬，亲切，感情上有呼应；对后者尊重，信服，却隐隐有一点间距。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断绝了与多数朋友的往来，当然也不和光年接触。“*****”中，作家协会已被红卫兵冲垮砸烂，其领导成员都被定为黑帮黑笔杆子。我在外地劳动，听说老师张天翼也被打成了反革命。我放心不下，回到北京后冒着危险，混在看大字报的“革命群众”中挤进作协大楼探听消息。一进门就碰到几个红卫兵手执皮带，监督几个带着白色袖标的老年人在劳动。最前边张光年和张天翼抬着张大办公桌正往门外走。我脱口“啊”了一声。他两人一看是我，忙用眼睛示意叫我不要跟他们打招呼。然后，又故意装作没看见我。疾走出大门。我与他俩擦身而过，只好叹口气去看贴满墙的大字报。其中有好多就是“揭发深挖反革命黑帮头目张光年”的“反党罪行”。从这里知道张光年曾为文艺界一些人和事说过公道话，甚至为某些人物和事件去奔走求助。看过大字报也就会想到：在作家协会主持日常工作并兼文艺报的主编，天天处理具体的、麻烦的、并牵扯到一些人切身利益的事务，能不得罪人吗？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十件事中处理错一件只占他工作量的十分之一，而对当事人而言其伤害就是百分之百，并由此结下仇怨。更何况有的事虽由他出面处理，实际上是他在遵守“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原则。看来红卫兵“揭发罪行”也起到点好作用，就是使人增加了对官场人员的了解与同情。
“***”垮台，***领导拨乱反正，文坛再现生机。一批1957年被打下文坛的作家又成了出土文物，成为“重放的鲜花”，张光年是起了不小作用的。分久必合，我又被调到光年麾下工作。经过几十年磨难，间距似乎消失了。他以前和小辈之间只谈工作，我们在他家打牌。他也从不参与。这次重聚，他有时竟谈起私房话来。有一天我搭他的车从作协回家，在车上闲谈时，从我的《烟壶》谈起，他说他以前对逛小摊，收古董也很有瘾头，50年代常到琉璃厂去以“捡漏”陶冶性情。不然杜矢甲也不会把鹰爪杯从我手中要来送给他了。我问他那只鹰爪杯还保存着吗？他笑道：“这真是缘分，“*****”红卫兵抄家，把所有书画、文物，不管真的假的，一律没收抄走。搬不走就当场砸烂烧毁。只留下两件东西没有动。一件是个古瓷画缸。当时我故意用它装了水，他们以为是小水缸，留下了。其实这倒是很有价值的一件。再一件就是那个鹰爪杯，当时扔在墙角里，满都是土，他们用手摸摸说是‘牛皮做的！’就扔了，结果保留了下来。等一会儿到我家下车看看再走吧，也算纪念。”
30年前我是他铁狮子胡同那个家的常客，30年来他忽而被重用，忽而被打倒，一会儿住北京干部宿舍，一会儿发配到外省干校去劳动改造。今天他家不知变成了什么样？哪知我到他新家一看，竟然还是那副简朴的格局。书画摆设反比当年还少了。因为被红卫兵抄走后没退回来。惟一比当年多出的一件“现代化”产品是台黑白电视机。
不久，应日本友人之邀，光年当团长，带作家代表访问日本。我当时正负责作协对外联络工作，和他商量出访日程时，便对他说：“您那个黑白电视机太落后了。这回带个彩色的回来吧。那边彩电质量好，价钱低，不像咱们要购物票，咱们出国人员都有一个指标。”
他却苦笑着低声对我说：“人家票是不要，可钱还是要的哟。我哪有这么多外汇买彩电呀！”
他见我似乎不信，便解释说：“我写作旺盛期，正在抗战，没有稿费可拿，现在有稿费拿。我没时间写作了。就靠这点工资生活，哪里有钱买彩电？”
我听了真的很震动。一位国内外知名的诗人，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唱了半个多世纪唱遍国内外，今后还要继续唱下去《黄河大合唱》的作者，竟然连买个彩色电视机的财力都没有。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90年代，光年才算完全从繁琐的行政事务中撤到二线，操劳奔波半个多世纪，得到安心写作机会，已年过80。因此，在一年前连续接到光年托人送来他签名的新作《<文心雕龙>语体翻译本》和厚厚两册《日记选编入令我钦佩不已。连夜给他写了封感谢信连同我的两本著作叫作协转交给他。相识半个多世纪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他。
去年底中国作协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来与大家合影时，恰好光年与我的座位挨得最近。我伸过手去与他握手，见他虽身体清瘦，但精神抖擞。我说：“您看起来身体很好！”他苦笑着小声说：“癌，又有新的发现。”
我震惊得一脸茫然，不知说什么好，他反倒安慰我说：“暂时还没什么，不必担心。”
会开完我就到**。没出十天，就看到了他西行的消息。
张光年同志走了。但诗人光未然，在《黄河大合唱》的旋律伴奏下，长存人间。
致苗得雨“谈丁玲的一次讲话”
得兩：
意外地在《今晚报)上读到了你(记丁玲在文讲所第二期的辅导谈话》的稿子，想为你请功(只是一时不知向谁去请)。丁玲那次讲话对我们那批人有很大影响，你的记录对当代文学史研究极有价值，很可能是孤品。因为那天丁玲来我们宿舍事先并没通知，来后也没特意集合学员，随随便便。谁碰上谁参加。到场人不多，记笔记的人更少，(她反对说点什么学员都记。)经过40多年风霜雪剑，同学们有的离开人间，有的退出文坛，我等的笔记文稿又麻烦红卫兵、造反派们多次查抄烧抢，早已消失殆尽。你居然保留住这珍贵的记录，文坛何幸，学界何幸！我写这封信并公之于众，就是想为你作证。证明你的记录是真实的。除因口音关系，有个别字听错，其余全部真实。
记录十分宝贵，不过她当时谈得很零碎，记也难成系统。有些“话出有因”之处，不了解其背景，只从字面很难领会其中奧妙。你说：“因系记录，每个意思会有一些前(言)后语，应全面并有分析体会。”我想大概也是这个意思吧！
为此，我觉得有些地方作点注释怕是必要的。只举一处为例：
你记有这么几句话
“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看书要滚到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话挺简单，但只从字面读懂，并不能理解真正含义。因为她有的放矢，是针对二期学员的活思想说的。
咱们二期学员和一期一样，专招革命历史较长，写出过有影响的作品，但没有机会进学校受正规教育的青年作者。他们有较厚实的生活积累有一定的思想水平，有主动自觉的学习态度有学以致用明确目标。初入学时所里怎么教大家怎么学，如饥如渴，颇为满意。但学过一学期后，感到这套教法和学法颇有不足之处了。
50年代初的“一边倒，学苏联”，虽没像“*****”中学老三篇那样要“当作座右铭来读”、“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却也形成了一套模式。有人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捧为文艺工作者的不二法门。把信奉不信奉这套学说看做革命不革命的分界线。在这个政治性的前提下，不同艺术门类又搬来各自样板。如演戏的，就要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路子演。有个京剧班要排《群英会·借东风》，新派来的“导演”就要演员写诸葛亮“角色自传”，替曹操找“内心独自”！科班出身的老伶工一夜之间忽然都变成“丸子”。要写诗，不学马雅可夫斯基也要学莱蒙托夫、普希金，甚至模仿他们的造句(大家不懂俄文，实际上模仿翻译的文字)。有同学开玩笑，模仿“苏式诗”编了个顺口溜：“某某诗来作，看见马雅可，厕所讲卫生，保卫那和平……”
听课也听出一套程式：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不管讲屈原、曹雪芹还是讲歌德、但丁，内容都相似：一、时代背景；二、作者生平；三、主题思想；四、故事结构；五、人物塑造……(也就是丁玲说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论述词汇也多苏联式的套话，再生动的作品经这么一讲也变成一篇政治图解，枯燥无味。
我们的学习是自学为主。按文学史的顺序读书。读书又分精读和浏览。凡马、恩、列、斯(当时还不包括毛)等革命导师肯定过的作品属“经典作品”，都要精读。这本来是我们喜欢的好事。但要求按讲课堂上那套程式解读，读完还要按“时代背景，作者生平……”这套规矩写论文，就变成苦差事了。像我这样悟性低的人，有的作品尽管革命导师夸好，可我就看不出兴趣来。导师夸奖歌德，可我一读《浮士德》就打盹；导师肯定但丁，可一读《神曲》就犯困！硬着头皮当作革命任务读了，读着如同嚼蜡，读完脑子发蒙，什么也记不住！
我们把学习中这些困惑反映给所里，并请他们直接汇报给丁玲。大家明白这套模式是经领导认定的，有政治含义的，故做好了被丁玲反驳，挨丁玲批评的准备。
没想到丁玲竟做了这样的回答！我们说按“主题、构思……这套顺序来读书，读倒是读明白了，可写作时一点用不上。”她竟说：“有人读书，读了后就明白了这书的主题、构思、人物、场面。我这人不同，我不同意这种读书方法。”
“我们读书是教条的，按着几条去读，几条读出来了，证据是有了，但里边动人的地方倒忘了！”
那应该怎么读呢？
她的主张是：“看书要沉到(书里描写的)生活里去，书里的情感，与自己的情感贯穿在一起。太清楚的人，太“理论”的人，往往没意思……
对读书与创作的关系她说：“读书是一种享受。读着(此二字苗得雨记录为“斗争”，错了。)有一种味道，很高的，可以忘掉一切的味道。享受很久了，在脑子里形成一种愉快的东西，有一天碰到一种思想，构成了一个主题，这些享受都活了。”
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的活说有点新潮、前卫！我们这些年轻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悦耳目一新。我们再读书、写作就可理直气壮改用我们赞同的办法。但她的话传到别人耳中也引起了另一种反映。1957年丁玲被错划右派后，二期学员全都召回讲习所集体解毒。有的同学被错划成右派，原因之一就是向别人传达过丁玲这次讲话。
得雨，我觉得只有了解这些背景材料，再读你的记录感受会大不相同，也会对丁玲有更多理解。顺便说一句，在她晚年，不止一人说她保守，叫她“老左”，我们同学中就没一人对此表示过同感，就因为我们了解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思想解放、求真求实、热情坦直、快人快语的丁玲，我们看着她为此付出了过重的代价。
谢谢你保存并发表了这篇记录。今年是我们老所长丁玲同志谢世12周年，你发这篇记录是最好纪念。
祝你
身健笔健
邓友梅
一笑泯恩仇
近几个月，北京文坛飘起一缕不大不小的温馨之风，吹得银发一族泪眼含笑。连中青年也跟着激动感慨。风源来自两封信。而信又是由徐光耀的一篇文章引出的！
徐光耀写了一篇2万多字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发表在今年初文学刊物《长城》上。写的是1957年那场风暴中，他在文学界，特别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亲身经历。写了他从青年作家落进右派分子泥潭的经过。中国作家协会反右的第一大案就是“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光耀和我都是丁玲任所长的“中央文学讲习所”学员，被视为“丁玲小集团”的成员，光耀写了他奉命违心地揭发丁玲“罪恶”，却仍没逃出自己也被划为右派的命运的经过。
文章写到了许多人和事，有一段写的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刘白羽先生。批判丁玲的大会多是由刘白羽主持的。徐光耀写他奉命参加大会，会前有人用劝告口气指点他：“你是丁玲和陈企霞的学生，对这场斗争应该有明确的态度。这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考虑，是否可以在大会上发一次言呢？”又嘱咐他，发言稿写出来，先交大会主席审阅。
徐光耀并不掌握丁玲“犯罪事实”，而不发言又不行。苦思了通宵，只得把以前回答作协调查写的信中不利于丁玲的“事实”单挑出来列为罪状，重点放在对丁玲的“批判”上。最后(对丁玲)写道“我以你学生的名义，吁请你痛改前非，争取回到党的怀抱中来。”
发言稿开会前就交给了刘白羽，会上却没叫他发言。接着徐光耀写道：
大会又开半天。临散，背后有人捅我，说刘白羽叫你。转身一瞧，在大圆柱子那里，果有刘白羽在候着。他那张本来很白皙的脸，此刻更白了。嘴角紧闭，一双眼直盯着我走到他跟前，右手忽的一掷，我那发言稿就向胸前飘过来。我急忙抓住，到听清“你还‘吁请’啊！”这句话的时候，他已转过脊背，走到圆柱后边去了。
……
光耀文章引起轰动，尤其是我们有共同遭遇的同学，读来真有往事不堪回首之感。同时，我在阅读中也产生点疑问：像刘白羽先生这样被真名实姓写到的当年领导过反右的人，看了有何反应？会下会把已经淡漠了对立情绪又提升起来7
过了不久，河北省召开《昨夜西风……》的研讨会，我们几个同学赶去参加。除了向光耀热烈祝贺并称赞他的杰作外，我也悄悄问他除了我们这些人之外可曾还听到来自另一方面的反映？他拿出一封信来给我看。我先看了一下署名，只见恭恭正正签着三个字：刘白羽！
我急忙从头看起：——
光耀同志：
友人传了一册《长城》给我，我立即把《昨夜西风凋碧树》读完，字字血泪，正义之言鞭挞着我的心灵，你在那历程中所承受的痛苦，都是我的罪孽所造。光耀同志，我羞惭，我恸心，我无颜要求你原谅，但我要说出我永恒的遗憾，包括在那失去理智的时代，我对你不礼貌的行动，我只有远处向你深深的谢罪，谢罪。
光耀同志！其实我是敬重你的，因为抗战时，我到过冀中、冀南，我多么希望有一本血与火的书，终于读你的《平原烈火》你为受尽折磨的人民，你为枯骨如霜的死者，发出忠贞之声，只有真正的共产党员，才能写出这样崇高的书。我们向你致党的敬礼！
如果可能请出版社给我一本2000年1期《长城》(即发表徐文的一期)，因为手上一本还要还。我没有你的详细地址，只好寄出版社。……
刘白羽
我看得眼睛被泪水模糊起来。我说我很感动。光耀说：“我也很感动。可是也有人怀疑这信是否出于真心。”
我说：“怀疑什么？白羽同志是80多岁的人了，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对名利皆无所求，无所求就无所惧，而且没人逼他，劝他表态，出自良心写下这自责自疚的文字，我们敬重还来下及，怎么可以怀疑？有几个人做到这一步！怀疑白羽是作秀？倒退一万步讲，就是作秀也比死不认账的人强，至少是承认当初错了。你没见有些*****的受益者，至今还花言巧语粉饰他们当年的行径呢！”
光耀点头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已经给白羽同志写了回信。准备得到白羽同意后，两封信一块公开发表。
果然，不久报刊上和白羽的信一起登出了光耀的回信：——
刘白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