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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惠芹供认，她是在上学的时侯去书店看书时被店主招募的，因此她在刚被捕时就连在何处加入组织的也不肯告诉我们。除了书店，她不知道店主的其它情况。

对于我们还有一点希望的是从她的工作过程中找出额外的东西来，她过份频繁地去书店就不正常，还有与在上岭电台出现次数的差距。

于是再打、再问。找了一根四方带的粗木棍，用它反复折磨着女人，那天破例干到下午。

“可能，只是别人没有看到我吧。”抱着肚子浑身发抖的姑娘直到最后仍是这么说。

她提供了她通常去上岭乘的晚班车，下课后赶上那趟车，到站时的确已是晚上，当地农民应该已经睡觉了，然后在第二天一早离开。

“那你整天往书店跑干什么，是去喝茶聊天吗？”

她很吃力地解释说，她开始确实经常去书店，可是那时的确是为了翻翻书。

以后就去得少了，只在有条子送到学校门房的时候才去接受指示。

把学校一方见到的送条子的那个人和书店里雇用的年青伙计作了比较，两边的描述似乎的确有些相似。那么，陈惠芹真的不认识去书店的那个神秘女人吗？

这个问题已经不知道问了多少遍了，这个月中每一次讯问就是翻来覆去地问上面这些同样的东西，有一点不一致的地方就把她打得死去活来。虽然就是靠这种方法来断定她说的都是事实，但是我恐怕得承认当时是有“对这样的女人必须严厉地惩罚”的心情的。虽然现在很少有人会承认，但是为了取乐或发泄愤怒把犯人痛打一顿的事是的确存在的。

从她体内拔出已经被血泄成了红色的木棍，用刀在角上削出一根一根的倒刺，笑着给姑娘看。当他们重新在她身边蹲下时，她抱住其中一个人的腿，拼命地摇晃着∶“我都告诉你们了呀，我都告诉你们了呀┅┅”他们只是把她的手拉开。

痛苦到极点的姑娘胡言乱语起来∶女人叫什么，是亲日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情妇，住在某一条街的某间旅社里。但是再问一次，便又随口说一个新的名字。

就这样也使我们四处查问了很多次，我们只好简单地处理这个问题，把陈惠芹铐在木栅栏上，让她一连站了四个昼夜，不给她饮水和食物，除了审讯外，一分钟也没有把她解开过。

姑娘的手腕被手铐磨掉了几乎半个圈的皮肉，铁箍就直接卡在裸露出的腕骨上。她在半夜里凄惨地乱喊乱叫，那时她对我们这些审讯者已经很熟悉，直接用日语喊着山田或是野山的名字∶“快来放我下来，我愿意说啦！”然后她可怜地看着匆匆跑下台阶的宪兵军官说∶“我要解手┅┅”把人气得哭笑不得。

“混蛋！什么时候把你放开来干过这种事？”次数一多，上当的宪兵连惩罚她的想法都没有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到最后也没有更多的进展，也许陈惠芹说的是真话。但是按照我的感觉，这里总有些隐藏着的东西，只是我们还没有问到正确的地方。

一天上午，在例行的审讯中陈惠芹被捆紧着双脚趴在地下，脚底朝上，然后用烧红的铁千往脚心扎进去，又捅又烫地搞了很久，在她的脚掌中间弄穿了一个洞。等到把她从地上提起来以后，才发现她用口腔边上剩下的牙齿咬伤了自己的舌头。

这一下她既不能走路也不肯再说话了，我很恼火。晚上有人来请示今天还要不要把女人弄到囚犯那边去，“抬去，抬也要把她抬到前面去。”他们去逼她站起来，结果根本无法做到，但是也没有抬她，而是打得她用膝盖跪起来四肢着地爬过去再爬回来，她被军用皮带抽得一路惨叫。

不能肯定是在这之前还是之后，一个一直关照我的前辈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我已经决定把我调到南方的师团去，几天内就会下达正式命令。后来他象是顺便地问问∶“那个女教师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吗？”他停了一会儿∶“一个多月了，她还活着吗？圭一，对女人有些怜惜吧？哈哈哈！”

我想这是对我的暗示。白左机关已经或软或硬地发动过几次攻击了，我也在宪兵队本部针对陈惠芹案作了汇报，中佐让我很难堪，但是我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